——评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

  ⊙潘启雯

  “在纽约拥挤的大街上逛了一天，欣赏完美景后，简发觉自己的钱包丢了……”许多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绝大多数人在读到这个句子时，脑中都会浮现“盗窃”这个词，并会觉得这个词和句子的关联程度要大于“美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丢钱包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口袋里掉出去了”、“买完东西忘了装到口袋里”、“盗窃”等等。但当句子中出现“拥挤的大街”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丢失原因指向了“盗窃”，臆造了两者间的因果联系。

  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球拍和一个球的总价是11美元，球拍比球要贵10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1美元——这明显是错的。根据一项研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中竟有50%以上的学生也给出了这个直觉性的错误答案。在声誉稍差一点的大学里，则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理性地验证答案便脱口而出。事实上，该数学题的正确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5美元。

  再来看看另一道数学题：“湖里有一片睡莲。每天睡莲的面积都会翻倍。倘若等到睡莲能盖满整个湖面，需要48天，那么睡莲盖住半个湖面需要多少天？”多数人的第一直觉，可能就是直接把48天除以2，然后答曰24天。显然这个答案也是错的。其正确答案应该是47天。

  这三个“经典实验”都出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之中。它证明了，我们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般理性智慧，再富有逻辑的人也会犯“想当然”的错误。不过，卡尼曼的研究重点不是重新证实这些已知的认知偏差，而是想弄清与健康、考试、工作、婚姻、投资、管理、工程、政治等不确定性高的复杂事情的“直觉偏见”是否与智力关联。他采用各种测试方法，评估“主动思维的意愿”背后鲜为人知的规律和秘密。这一“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判断”的卓越研究成果，让他同另一位经济学家、开创实验经济学的弗农·史密斯一起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犹太人后裔，生于1934年的卡尼曼经历了纳粹肆虐的“二战”。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交的自传中，他曾提到“犹太人的童年围绕着父母谈论的家长里短”，让他自小就对人的复杂性有了概念，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最终成为当今最具独创性、最有趣的思想家之一。虽然卡尼曼提出了诸多理论，但他的研究却从未脱离实际，而是舍弃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专业术语，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实验、故事或调查，揭开人类行为本质，勾起世人对这一领域的无限兴趣、探索乃至深层次思考。

  卡尼曼重塑了认知心理学、理性和因果关系分析，重新诠释了风险、幸福和财富的关系。他这本《思考，快与慢》，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证实：人的行为会有许多“误区”，有时为并不重要的问题绞尽脑汁，有时又会混淆记忆，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才是想要的幸福。在他看来，当人类认知所处的世界时，往往可以用“两种模式”来归纳：快模式与慢模式，他将其命名为“系统一”和“系统二”。

  按他的分析，“系统一”敏感、依赖情感、记忆、经验等直觉来判断，有着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容易上当，往往不靠谱且危险。“系统二”则较为缓慢、审慎且具有分析性、逻辑性。因为要有意识地不断分析以求得可靠的结果，“系统二”要吃力、迟钝得多，但它“非常懒散”，所以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走捷径，不假思索地采纳“系统一”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卡尼曼举了很多生动直观的例子用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手术后一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5%”的说法要比“手术后一个月的死亡率是5%”更令人安心。同样，说凉菜“85%不含脂肪”要比说“15%含有脂肪”更具吸引力等等。这些都是“系统一”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从而让人忽略使用“系统二”的例子。他还就亲身经历坦陈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时也难免受“系统一”影响而犯错误的情况，颇有说服力。

  经济学的著名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把人的决策行为看成遵循理性，遵循效用最大化。然而，“非理性”的决策实在太多了。人们不仅将金钱虚掷到一望即知稳赔不赚的“赌局”中，还经常因为担心损失放弃天赐良机般的投资机会。举个不少人或许都有感受的例子：一套餐具有10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11个，有1个是坏的。通常，后者定价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人觉得不舒服。而投资和赌博这类事情，如仅用数学模型计算博弈，恐怕和市场实际操作结果大相径庭。再比如，有两个选项，有50%的可能会得到1000美元，或肯定得到470美元，选择哪个？大部分人会选后者。但如选项换成有50%的可能失去1000美元，和肯定失去470美元呢？大部分人就会选前者了。

  这或许可以很好地说明，人一旦涉及风险或损失，尤其是风险或损失被强调时，理性的商人心灵就会偃旗息鼓，换上那个规避风险的“面孔”，尽管其实是非理性的头脑。诚如卡尼曼所言：“损失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感。”掌握了这个原理，可以为我们的经济行为带来更深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管理者来说，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将可靠和不可靠的发现区分开的鉴别力。因为成功不是跟在几条公式后面亦步亦趋，而是需要随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和付诸执行。

  与此同时，卡尼曼还发现“在评估整个生命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时，高潮与结尾很重要，过程通常会被忽略”。比如，一个男人到死都深信妻子很爱他。所以，当我们听说他妻子多年前就有情夫，与这个男人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时，就会为他感到悲哀，尽管他一生都很快乐。又若某位科学家的某项重要发现在他死后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也会为他感到耻辱，尽管他并没有体验过这种耻辱。这些例子都很好地证明：“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主宰着我们对人生的评估。另外一个结论：平均（典型）可替代总体。给原本一直很幸福的人增加10年“还算幸福”的日子，会导致人们对其总体幸福的评估大幅降低。就此而言，我们并非理性人。

  卡尼曼的研究还把令人有点头疼的效用概念与心理感受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他发现，“10美元”的效用，不仅于穷人和富人不一样，即使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判断方式中，效用也不同。股票持有者喜欢抛售赚钱的股票，而持有亏损的部分。尽管抛售亏损部分可能带来相同的现金，而且还能免税以及降低未来风险，但大家还是更加偏爱“我投资成功”的快感，而实际上这种快感是花钱（纳税）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