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最近笔者有机会在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多伦多呆了五天,切身感受了这个加国第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的魅力。虽说多伦多尚不能与伦敦和纽约这两个全球金融中心一较高下,但作为世界级都市,坐落于安大略湖西北岸的多伦多在金融,在航运,商业,媒体,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与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地区性金融中心的实力不相伯仲。在上海加大马力建设成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时候，我以为，多伦多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供学习的样板。尤其是多伦多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值得大力借鉴。

  多伦多常住居民来自100多个民族、操140多种语言。各种文化在一个城市汇聚，碰撞，最终融合，在北美大陆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melting pot)。文化的集聚也吸引了金融的聚合，除了加拿大最大的5家银行总部，更有50多家外资银行总部和11家证券公司。以市场规模来衡量，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居北美第三，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位居全球第七位。中国的传统文化用水来代表财富。海纳百川，不弃涓涓细流。一个城市只有不断地开放，对多元文化和各种价值观的包容度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兼容并蓄，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的集聚。同时城市自身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软实力:诸如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水平，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安全低犯罪率的社会环境等。上述这些因素都是关键但非决定性因素。城市，本质上就离不开开放和贸易。尤其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开放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则是建设国际化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

  在笔者乘船游览多伦多群岛时，遇见一位刚从悉尼来到多伦多的德国女士。聊天时得知，她丈夫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任合伙人，在悉尼的合约刚刚满期，公司给他两个选择，多伦多和迪拜。最终太太对多伦多的偏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让他们一家人举家从澳洲迁至加拿大。金融这个行业本质上就是拼人才的行业，有了人才的集聚，自然会有资本的集聚，上海在国家决定开发浦东之后的都市化进展举世瞩目，世博会的圆满召开更为上海在全球做了一次绝佳的形象推荐。上海的都市化水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不输于任何国际大都市，甚至在硬件建设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文化包容和多元价值观和平共处的方面，上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笔者看来，至少在两方面还得下大功夫。

  第一就是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存，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大环境，而不是恣意贬斥不同的价值观。有学者的研究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没能与深圳等地第一批成为经济特区，就是因为当时高层还有很大阻力，主要就是担心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核心城市受到西方思想冲击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少人一谈起租界时期的上海，总会联想到资产阶级“买办思想”，他们担心一旦上海重新对海外资本开放，那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会死灰复燃。所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发浦东，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开放上海才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小平同志曾坦承，没有尽早开放上海是个重大失误。由此可见，要想建设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靠“千人一面，统一思想”无疑是缘木求鱼。建立在自信、自强基础上的包容，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必有的气度。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建设国际大都市，首先该抱定一条，凡事只要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不扰乱中国社会的秩序，就该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这种宽容大度，是针对所有人的。从根子上讲，这就是现代的人本主义，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欠缺的人文关怀。

  第二个方面则在于尽力化解公共财政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居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中国城市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城市现有的承载和大量涌入的居民导致了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不敷使用，作为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于是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聚合点。其实，户籍制度不过是个表象，在公共财政左支右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以覆盖全体居民，户籍划线，自然也就成了当然的选择。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对自身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当地户籍居民不平等的现状表示不满并诉诸行动抗争的时候，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冲突自然就会加剧。地方政府何尝不想为所有国民提供国民待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足财力给提供底气，政府在公共服务上面始终是无法尽如人意。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现代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的信息的透明和健全。

  金融中心不是光靠热情就能建起来的，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大力推进固然必不可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是万不可或缺的。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