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收入分配成为国家战略规划、学术界和民间热议的主题，背后的原因当然是这个问题已成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做大“经济蛋糕”，如今面临的根本矛盾则是如何“分蛋糕”。对于顺利进入稳定状态的后工业社会体系来说，往往其越过的最大阻碍就是分配问题。由此来看，分配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相关，而解决分配的扭曲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不仅是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谈分配，首先需要明确谁来分配、怎样分配？就分配的主体和模式来看，我们通常可以把纷繁众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分为几类，即：以自由市场为分配主体，如美国；政府适度介入分配过程，如德国；政府高度介入的福利国家，如北欧等。在我国，一方面政府介入分配过程不可谓不深，但在优化分配格局方面却做得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分配机制还缺乏有效财政金融支撑，例如，人们关注收入分配，但由于缺乏与存量资产相关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机制，更缺少使资本公众化、分散化的金融机制，使得与基尼系数关系更大的财富分配却难以得到重视。

  从宏观大视野来看，当前我国面临的分配矛盾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分配矛盾，主要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回顾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协调，一直贯穿着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看，1953年为83%，此后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之前出现12%左右的历史低点。1978年到1985年处于上升周期，最后达40%左右，然后又是下滑到1993年的22%，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才最终确定了50%以上的稳定比重。虽然这一比重较西方国家似乎并不高，但考虑到那些国家的中央财政大多用于地方转移支付，且其地方还有包括市政债券等金融手段支撑，并且我国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责，因此改革现有中央和地方分配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应对的途径，无非是减少低效的分税规模，或者增加转移支付比重，或者给予地方以融资创新手段。

  二是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间的分配矛盾。就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从1978年的31.1%降到1995年的10.3%，此后一路上升到2011年的22%左右。如果考虑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的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比重还要高得多。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主要反映全社会各种资金在各部门间的流量、流向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体现了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的分布格局。其中，政府部门近年来一直有万亿元以上的巨额正头寸，即使是在有赤字的年份，表明大量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却没有通过财政预算反映出来。在政府、金融机构、住户、非金融企业这四大国内部门里，前三者都是正头寸，再考虑到金融机构里有大量国有控股，实际由非公共部门掌控的资源比重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消费，更使得企业部门的效率和回报率下降，因为同时受到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挤压”。

  三是企业、金融机构与住户部门的内部分配矛盾。一方面，在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内部，国有或公共部门背景的主体，对于民营主体也产生更多“挤出效应”。在诸多行业和领域，沾上“国有色彩”，成为许多民营资本规避门槛或得到政策资源的途径。近期中投、国开金融欲入股阿里巴巴，正是典型案例，一方想靠拢体制内机构以获牌照资源，另一方则想把国有资本战略收益最大化。短期来看，似乎会产生诸多局部双赢，但长期来看，这只能导致公共部门追求资本利益的失控，以及民营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在住户部门内部，依靠财税再分配，显然只能缓和两极分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或许是人类社会所难以避免的。可以做的，是通过推动消费金融创新、财富管理创新来提升公众的消费和财富拥有水平，通过股权资本社会化来缓释财富差距，这也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选择。

  四是国内与国外部门的分配矛盾。在资金流量表中，国外部门是单独存在的，近年来也一直有3万亿以上的负头寸，表明国内部门有大量资源没用完，社会资金富余，剩余资金只能流向国外。当然，这不表示国内已不“缺钱”了，而是说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缺陷，不能使得社会资源充分转换为商品或劳务，服务于社会进步与居民福利。对此，优化国内外分配的关键，既在于通过促进国内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使更多资源用于国内，也在于使“走出去”的资源不被廉价用掉，而是获取最大经济战略利益。

  总之，可以这么说，分配已成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点，政府的介入应该有度，并且与短期希望改善的分配结果相比，当前更重要的是应明确分配的战略思路，制定有效分配规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