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
问题1：近期我国疲弱的经济数据引发了大规模政策刺激的预期，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投资计划。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应达到何种程度？有什么理论和现实依据？
2011年年初至今，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放缓。可以说，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的降低、短期内部政策的主动调控及外部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本轮经济下行。从“三驾马车”的表现来看：一方面，外需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已是力不从心，今年上半年以来出口疲态尽显（这究竟是趋势性变化，还仅仅只是周期性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就内需来看，消费增长历来相对平稳，受政策影响的空间较为有限；因此，稳增长的重任将不可避免地要落在投资上。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审批明显项目提速，而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投资计划。在目前形势下，为稳增长推出适当的政策刺激投资当然无可非议，但显然没有必要再次启动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力度宜慎重把握，具体讲，能确保今明两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5-8%左右即可。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出台前对政策的效果或后果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要做到心中有数。
从理论上看，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具有挤出效应，且政策时滞常常使政策后果与经济运行的需求背道而驰。其次，过于依赖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样不可取。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只能在短期影响就业、实际国民收入等实际变量；而从长期看，货币数量的作用主要在于影响价格及其他名义变量。换言之，实体经济有其自身内在稳定性，过多的国家干预会使其稳定性遭到破坏。
再看现实运行情况，一是就本轮下行的幅度和就业等状况看，当前经济形势好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今年我国设定的增长目标是7.5%，而上半年实际增长7.8%，预计全年达到7.5-8%是有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刺激力度过大、出手过重都是不必要的。二是与2008年不同，现在的普遍预期是，全球经济低迷和我国经济相对放缓很可能将持续较长时间，也就是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宜采取一两次大规模的政策刺激举措让经济短期迅速弹升；相比之下，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探索新的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道。三是近年来中央加强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地方政府进一步举债的能力已受到较大约束。四是从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前的信贷能力已不足以支持类似于四万亿这么大的投资规模。
问题2：为了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转型，目前应重点突出哪些投资领域，以更好地释放投资需求？
依靠投资来稳增长尽管有其短期行为的一面，难以持续。但不是说投资本身不可取，关键是要在增加投资的同时，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其与调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当前增加投资应突出以下领域。
第一，我国中长期规划的战略性产业。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如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产业关系到一国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目前不仅我国在布局，美、欧、日，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都在积极谋划和培育，以抢占制高点。
第二，基础设施领域。狭义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交通运输、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的投入；而广义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涵盖了“三农”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入。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交等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密度，且成效显著，但从地区比较、城乡差别的角度来看，发展还远不均衡。以铁路建设为例，在南北方向大幅提速、迈入高铁时代后，东西方向与十几、二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赶超式发展，甚至将直接影响到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的梯次转移。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人口在中心城市的进一步聚集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大型城市的轨道交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三，与民生和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相关的领域，如保障房建设、城乡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方面。这首先是体现人本思想和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应有之义；从纯经济视角考虑，这也是深耕和培育国内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这还将保证我国未来更有信心去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问题3：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应如何配合以释放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
基本思路应以产业政策为主导，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两翼支撑，协力规范和引导投资，积极优化其结构。
首先，产业政策明确定位了国家鼓励投资的方向，其他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都是围绕产业政策来推动投资。应当注意到，产业政策通常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从我国经济转型的长远目标来看，这其中的某些产业并不适合继续鼓励新增投入。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应严格参照“十二五”规划，要着眼于从长期、全局性的经济转型目标，而不是从短期、局部性的经济利益出发来选择投资方向。
其次，利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来引导投资。对于重点扶持的投资领域，一方面可设立战略性产业研发、创业资助专项资金，或提供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在研发投入、设备投资、产品销售等环节给予税收优惠支持。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下，将节能、环保等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名单也是可行的思路。
在信贷政策上，要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分类指导，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针对不同产业实行“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策略，加强对信贷投向的考核和引导，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优化信贷结构。
一方面，应继续收紧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行业的信贷；另一方面，加大对战略性产业、“三农”、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民生领域、小微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例如，为支持“三农”，央行可利用支农再贷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手段来鼓励和引导。
问题4：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我国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将需要如何调整，以平衡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
总体而言，2012年物价水平将较2011年明显回落，通胀压力明显减轻。上半年物价涨幅如期回落，预计下半年CPI同比涨幅约为2.2%，PPI同比涨幅在-2.2%到-1.2%之间；2012年全年CPI同比增长2.8%，PPI同比为-1%左右。
不过，当前仍应关注物价中长期上涨的压力。一是资源品及资源服务价格改革措施将会继续，从而会持续缓慢推升物价水平；二是以鼓励消费为出发点的提高收入举措与人口红利结束两方面原因，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趋于上升；三是土地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土地的稀缺性将越来越凸显，从而推动土地价格长期上行。
就中短期因素来看，随着美国QE3和欧盟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将迎来新一轮上升期，加之国内房地产、部分食品和非食品价格都有上涨趋势，2013年CPI和PPI很可能进入上行周期。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力度过大，将从两个渠道助推通胀：一是投资猛增将直接推动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社会物价总水平走高；二是加大投资本身就是在向公众发出信号，从而增强通胀预期。
因此，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刺激投资方面应当保持适当的力度，财政赤字不宜扩大。货币政策应当保持稳健的基调不变，基准利率基本维持当前水平为宜，准备金率视实际流动性需要择机下调一至二次，每次0.5个百分点。调控不应只针对眼前情况，不能只考虑这个月、这个季度，而要考虑到一年以上的物价运行趋势，这是政策实施应有的前瞻性。
当然，实体经济对于信贷和投资增长的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要实现二者平衡，关键还在于具体行业具体对待，即做到“有保有压，有进有退”，在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适度增长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优化信贷结构来解决供求矛盾。
问题5：如何正确处理房地产市场调控与促进投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贯彻房产调控与扩大有效投资并行?
我认为，年内房地产调控的大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政策依然以“稳”为先，即便市场温和回暖，也难有持续大幅反弹。“抑投机”与“保刚需”仍将是调控的两大主题。
从房地产调控与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实则有交集。众所周知，房地产及其上游产业链（钢材、水泥、开发用地等）是以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将迫使开发商谨慎拿地，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延续回落趋势。但对于理性的开发商或投资者而言，房地产市场调控并非一定是坏事。
一方面，放弃“暴利”时代的惯性思维有助于化解矛盾。从政策层面看，在调控不放松的背景下，若成交回暖带动房价持续上涨，即“量价同升”，将可能招致中央出台新的调控措施；若成交回暖的同时房价保持平稳，即“量升价稳”，则不会触发调控政策加码。
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提供了新机遇。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同时，保障性安居工程仍是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鼓励包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投资进入保障房建设领域，就可以在贯彻房地产市场调控与扩大有效投资之间找到一个交汇点。
问题6：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目前投资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如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各种问题如何处理？
从当前产业发展状况看，结构调整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进展不快，各地区、各行业也不平衡。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特别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受房地产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而汽车行业也面临产能过剩风险。
此外，一些地区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现象又有所抬头。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项目一方面蕴含了巨大的风险，为日后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这又占用和消耗了大量信贷资源，使得商业银行无法将信贷引导和配置到更好的经济增长点和急需扶持的小微企业身上来。
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又要避免加剧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问题，离不开多部门的协调和参与。一是基础设施项目审批部门要把好关，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市场准入；二是国土资源部门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项目不得批准其用地；三是银行业监管部门也应适时发布授信业务指引，提示行业风险；四是商业银行应合理确定授信审批的对象和权限，对于产能过剩领域、重复建设项目和“两高一资”行业要从严控制，重大项目必须上报总行审核。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地方政府要摆正位置，避免在短期利益驱动下盲目上马不必要的项目，甚至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随意干涉和施压。而这又要求中央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考核和人事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如降低经济增长数量的权重，提高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权重，等等。
问题7：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并举，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资规模，保证投资效率。如何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培养经济主体自身的投资动力与能力，在金融、财税、土地、进出口政策上应给予哪些支持？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今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了62.1%。民间资本还为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稳定社会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
支持民间投资，商业银行可以说是优势明显，可以提供全面的服务。一是信贷业务部门应加大对民间投融资的支持力度，如针对高科技领域的民间投资，可与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合作提供“创业贷款”服务；二是投资银行业务部门可为民间资本提供涵盖财务顾问、管理咨询、企业债发行、上市辅导等在内的各项金融服务；三是小企业信贷部门可针对小微企业加强扶持。例如，对小微企业信贷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信贷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等；四是个人金融部门或私人银行部门还可为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提供个人理财服务，解除其后顾之忧。通过上述“以公带私、以私辅公”的做法，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不难实现双赢。
在财政税收方面，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实施减税费，缓解企业生存困境。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步伐；进一步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让对小微企业减税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
对于民间投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允许其依法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土地、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可按政策规定纳入国家、省级专项资金补助范畴；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地方政府可按规定给予土地、税费减免等相关支持；各类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保障性住房并在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上按规定给予适当优惠；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棚户区改造并按规定享受相关金融支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各级政府在规划、土地、拆迁、项目审批等方面应给予支持。
问题8：目前商业银行出现了对公中长期贷款增速缓慢的现象。银行业应该如何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方向，在促进投资增长的同时确保资产质量？
从今年上半年的新增贷款来看，对公中长期贷款出现了增速放缓和占比下降的现象，这从总体上表明工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还不旺盛，经济活动仍处于收缩状态。虽然当前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回升更多地集中在了房地产和基建领域，实业尤其是民企制造业仍然活力不足，其背后暴露出的是困扰我国经济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虽然自4月份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审批步伐加快，这方面需求明显扩大，但对公贷款结构依然是“短少长多”，1-7月新增对公中长期贷款1.14万亿，占同期新增贷款的比例约为21.2%，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2.8%。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制约了银行对公中长期信贷的较快增长。一是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受到削弱，银行信贷趋于谨慎；二是有关平台管理的相关政策收窄了可贷对象的范围。
下半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和楼市趋于回暖或将带动中长期贷款增长，但调控政策不会大幅放松和高杠杆率限制企业借贷能力这两个因素又将制约信贷增速过快。从银行信贷需求状况和供给能力来看，银行可适当加快信贷投放步伐，以缓解部分资金压力较大企业的经营压力；银行应加大对在建续建项目、保障房、“三农”、小微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这也需要有信贷政策的适度松动。与此同时，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相关管理政策也有必要重新进行审视，做出适当、合理的调整。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