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据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9月终值从8月的47.6轻微上升至47.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9月中国制造业PMI为49.8%，虽然环比回升了0.6个百分点，两者都依然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且持续时间分别达11个月、10个月。导致国内制造业如此漫长下行周期的因素来自多方面，但笔者认为，由成本叠加和比较收益驱动的产业“空心化”发挥了重要的机理作用。

  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土地资源供给弹性的缩小引起要素价格的重估，是近几年我国要素市场呈现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从2008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涨33%，而渣打银行日前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2012年前八个月中国企业工资又上升了11%。其实，劳动力并不是改变企业成本的唯一部分。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19.6%，企业的成本压力骤增。据海关总署对1856家企业进行的最新问卷调查，80.4%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56.4%的企业汇率成本显著上升，56%的企业原材料成本上升。财政部的最新数据也证实，今年1至8月，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同比增长11.5%。

  成本的叠增与累加，形成了对制造企业利润的无情吞噬。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发展报告》，今年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3.66%，收入利润率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同比下降1.22%。财政部发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表明，今年1至8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8万亿元，同比下降12.8%，其中中央企业同比下降9.4%，地方国有企业同比下降19.6%。工信部在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中将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调低至10%左右，并明确表示制造业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已是大势所趋。

  在需求持续低迷的市场生态下，利润的急剧萎缩，对生产企业经营热情构成了重大挫伤，并倒逼企业“逃离”制造业。国资委发布的央企“退房令”已两年了，但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比例却仅30%左右，而且近期还频现中石油、中铁、中冶等大型央企出手拿地的身影。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武汉钢铁集团今年准备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业，上市才一年的江苏舜天船舶有限公司在日前7.8亿元公司债发行完成之后公开宣称用将动用两亿元资金投资证券。

  除成本增加驱动外，金融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之间比较收益的强烈落差，也构成了对制造企业生产动能的极大贬损和冲抵。据《2012年中国500强发展报告》，2007年至2011年间，500强中制造业的营收总额占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25%左右；同一时期，我国最大的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额的32%左右。无独有偶，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了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利润差距如此悬殊，必然引诱着资本流出实业部门。

  民营企业“去制造化”的冲动比国企还要强烈。以中国制造业中小型企业最为集中的温州为例，据温州市官方统计，在目前高达1100亿元左右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中，有70%至80%流向了房地产等领域。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2011温州市百强企业”中，上榜的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企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披露的数据，目前温州地区全部民间借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比例较2004年剧减了90%。结果也非常残酷：温州昔日的1000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如今只剩下不到100家，6000多家制鞋厂商目前也只剩2000余家。

  更让人忧虑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企业“去工业化”，我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程度恐怕还将加剧。这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继续扬升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从而形成了对利润空间的约束，更由于市场秩序的错乱和政策资源的错配。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改变，实体经济的价值将被继续低估，社会资源配置将越来越多地流向所谓的快钱行业；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财税和金融改革步履维艰，而在改革失去真正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制造业的生存和拓展也将更为艰难。值得特别警惕的是，随着资金的加剧抽离，制造企业持续“失血”，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还在不断增大，本应强化的研发环节投入将更为捉襟见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将更显单薄。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