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栓喜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改革面临深刻复杂利益关系调整、改革共识形成比较困难的现状，今天的改革与过去30多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很大的不同，改革更需要从以物质生产为导向的改革，转向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导向的改革，增大改革的普惠性。这就需要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新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与过去30多年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全面提升。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指出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需要明确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明确提出和解决分配问题，需要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改革面临深刻复杂利益关系调整、改革共识形成比较困难的现状，今天的改革与过去30多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很大的不同，改革更需要从以物质生产为导向的改革，转向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导向的改革，增大改革的普惠性。这就需要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新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
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扩大中产阶层，3年内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内大突破、15年内形成中产阶层占主导的新格局，对我国把握内外环境变化，赢得发展转型的历史性机遇，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扩大中产阶层对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经济下行难以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主要在于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格局不改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效应逐步递减。稳增长、调结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把重心放在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的中长期改革目标上，这是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中长期创造良好经济增长前景标本兼治的做法。
1.扩大中产阶层对消费主导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
工业化中后期，由于重化工业对生产资料的改造，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常态，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个避免了这个阶段的全面生产过剩。但成功的工业化最终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使得生产过剩的矛盾大大缓解。中产阶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收入稳定趋升，生活压力比较小，对未来预期良好，其消费特征是“趋优消费”——买高品质、引领时尚的产品。形成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不仅大大缓解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还引领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许多经济学家担心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由此使得实际经济增长下台阶。这种看法很难符合实际，应当看到，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只可能增加，而不可能减少。从理论上讲，我国许多产品如鞋子，其潜在增长能力可供全世界消费者消费，问题在于内外消费需求难以达到，使得实际增长率难以真正达到潜在增长率。再比如，我国房地产行业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讲，完全能够给每个人盖几套房子，主要的问题也是消费约束。
今年以来光伏产业暴露出的问题表明，我国进入工业生产全面过剩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但从供给方面入手搞战略性新型产业同样没有出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中长期趋势是增长而不是下降，因此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原因。相反，我国实际增长率下台阶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层比例过低，由此使得大量的投资和生产能力闲置。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比例大致在23%左右，距离发达国家70%以上，还差50个百分点左右。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潜力比较大。未来5-10年，如果能以超出目前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以每年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扩大中产阶层，我国会有比较好的条件，逐步扭转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最终完成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2.扩大中产阶层对服务业主导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
由工业化中后期顺利迈向后工业社会，都有一个高收益的服务业替代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以中产阶层的扩大为前提。中产阶层“趋优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服务业消费：趋向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消费，更加关注消费中的服务环境和服务品质。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带来内生的、源源不断的服务业需求，在这个前提下，使服务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主导产业。
服务业发展需要内源性的消费需求。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出台了较多的服务业发展举措，但服务业的比重仍徘徊在4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大致低20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在于中产阶层比例过低，服务业需求没有上去。
从我国在整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看，目前我国在服务业上远远未形成优势，靠欧美国家拉动我国的服务业并不现实。完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只能以国内中产阶层的壮大来拉动。如果没有中产阶层的扩大，仅仅靠政府的优惠政策鼓励，难以解决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
3.扩大中产阶层对人力资本主导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
工业化中后期，由于物质资本的大量积累，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率递减是一个中长期趋势，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由规模受益递增的人力资本发挥主导作用。而中产阶层正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体：中产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更加注重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自我，实现自我，同时也愿意花昂贵的学费培养子女。
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为3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大体为75%。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空间最大，至少有40个百分点的空间。要完成人力资本主导的经济转型，客观上需要靠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
随着多元社会格局的形成，中产阶层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的地位全面凸显，扩大中产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课题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以劳资关系为特征，社会矛盾也曾经十分尖锐，这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得到充分的反映。但在其后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进程中，由于出现了不断扩大而逐步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层，使得社会矛盾并不再呈现对抗性质。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社会利益关系多元化了，社会稳定和谐较之工业化初期、计划经济时代，更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确实需要重新审视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看到，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发展中的矛盾，核心是利益关系问题，要害是中产阶层发育滞后。如果能够在扩大中产阶层上有大的作为，逐步形成中产阶层主导的社会结构，对未来5-10年的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影响。
1.多元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谐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扩大中产阶层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实现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的基础条件。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所有制结构“一大二公三纯”，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较多，可以通过行政控制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但我国进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时代，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征，社会稳定和谐更有赖于中产阶层的扩大。过去我们说你是企业主，我是雇员，这里有劳资矛盾；你是明星，我是观众，这里有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这里有城乡矛盾；你是官员，我是老百姓，这里有官民矛盾。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社会矛盾就会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我国目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比较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不理解、互不认同的倾向也在增长。这种局面如不改观，社会和谐稳定确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有问题并不可怕，令人担心的是有问题而难以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方案。
在这里强调中产阶层而不是中等收入群体，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含义：从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看，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可能是相互之间没有社会认同的一个概念，从而不能构成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而中产阶层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就是不管我们的职业、身份是什么，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一员，都会珍惜现有的生活，都有责任维护和建设这个社会，在这个前提下，社会能够给出化解利益矛盾的解决方案，并且容易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产阶层确实是多元利益社会的“稳定器”。
2.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扩大中产阶层比例。
过去的10多年，我国在创新社会管理上也有比较多的举措，社会管理出现了不少以人为本的举措。从整个大趋势看，如果没有中产阶层的快速扩大，单靠行政控制型的社会管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适应多元社会发展趋势，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控制型，正向多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转型。
这一转型，需要以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作为重要基础。第一，中产阶层扩大比较快的条件下，社会矛盾本身会比较少，社会管理的负担就比较小；第二，中产阶层既能够与社会的上层沟通，也能够与社会的下层沟通，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中坚力量；第三，中产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素质，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主体，具有良好的社会协调能力，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可以使社会组织发育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广东这两年提出了政府的社会职能社会化，应当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表率，就是将政府一大部分社会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优势实现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从而改变以行政控制为主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此举可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进步，代表了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如果中产阶层的比例能够有效扩大，可以预见这种社会管理创新会卓有成效。我国社会组织要想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并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核心问题是具有真正的公益性，能够让人们放心。发达地区中产阶层比例比较高，中产阶层衣食无忧，更有条件专心做公益。
3.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整个改革的总体目标，会使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更加明确。
现在多方面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牵动经济社会转型全局，需要实质性的突破。但收入分配改革从操作上看，涉及到所有的改革领域，涉及企业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和再分配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还都相互关联，难以通过单兵突进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换句话说，收入分配改革其实就是整个改革，整个改革目标不明确的话，收入分配改革很难形成有效的方案。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缓慢，近年来引发多方面的讨论。其实冷静地分析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简单地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一个专项改革出台方案，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改革相配套难以达到目的；如果把其他改革都写进去，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改革，难免把所有应当推进的改革在形式上再罗列一遍。简而言之，收入分配改革在新阶段几乎等同于全面改革。明确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新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解决了新阶段改革总体方案设计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就会主动得多。
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整体改革目标，对于未来5-10年赢得中长期渐进式改革的主动权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中长期看，渐进式改革对我国改革总体上有利，但渐进式改革如果目标不明确会很被动，渐进式改革旨在降低改革成本，但不是无限期地推迟改革。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相比，当前改革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我国成为经济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国内发展阶段看，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改革的共识甚至比具体的改革更重要，如果没有社会广泛认同的改革目标，渐进式改革实际上难以推进下去。尽管改革滞后的矛盾比较突出，急于求成的改革也是不足取的。从中长期看，渐进式改革如果目标明确，方向清楚，在扩大中产阶层上有大的作为，就能够赢得改革的主动权。
1.扩大中产阶层的改革是把人本身作为目标，更能有效地增大我国新时期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话语权，更能够为改革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市场化改革，主动与国际经济接轨，既发展了自己，也因经济的快速崛起赢得了国际声望。但是未来5-10年，将是我国由第二经济大国迈向第一经济大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为下一步改革赢得更多的国际社会支持，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改革价值上，是把人本身作为目标，还是仍把物质生产力作为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握和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设定改革目标。过去国际社会赞同我国市场化改革是占主流的，而现在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表明，仍简单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力作为国家层面的最高目标和价值，突出地强调国际竞争力，不仅很难再给我国赢得多少声望，还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惧怕情绪。13亿人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是个好事，但各国实际上担心中国抢人家的“饭碗”。把人本身作为目标，致力扩大中产阶层，与举国体制抓物质生产相比，更能够为国际声望，更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2.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目标，反映了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的客观趋势和内在要求。
中国人要更多地成为中产阶层，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闲暇，不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由生存型阶段转向发展型阶段必然出现客观趋势和内在要求。在此方面，确实需要解放思想。一些专家仍在强调中国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很值得商榷。
生产过剩从传统产业扩大到光伏产业这样的战略性新型产业，看不出来如果不扩大中产阶层，中国人自己只干活不消费，有什么高明的办法消化快速扩张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供给约束型的生存型社会，经济尚未起飞，改革提倡把物质生产力放在首位，有其历史必然性，今天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见物而不见人”的改革观，很难再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历史潮流。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改革目标，就是要把人的自身发展作为首要和核心目标。
3.扩大中产阶层比单纯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能够赢得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
现在多方面比较认同从转换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寻求改革突破，但要看到，改革最本质的问题是人的自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检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的关键是人的自身发展目标，而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不在人的自身发展问题上设定目标，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如果不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改革比较容易扭曲变形。
比如各方面比较认同城镇化对加快经济转型具有全局性意义，但如果仅仅强调提高城镇化率这个目标，城镇化在人们心目中比较容易和强行的征地拆迁和农民土地权益的流失联系在一起。所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提高城镇化率，而是如何结束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让2亿多农民工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进而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4.中产阶层的比例不断扩大，将为理性、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越是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是迫切，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在中产阶层比例比较小、社会矛盾越是比较突出的时候，人们客观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就越强烈，但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理性反而不多。
相反，在中产阶层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社会宽容和社会理性不断发展，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越是理性和积极，从而有条件降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共识下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为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中产阶层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改革总体目标，对于解放思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创新时期改革新局面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国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中低收入者要成为中产阶层比较困难，主要的体制性约束有两个：一是市场化改革仍不到位，中等收入的就业岗位释放不充分；二是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即使是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负担，难以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
扩大中产阶层的改革主要是赋予中低收入者更有保障的发展权：一手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农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的突破，增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一手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人力资本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解放思想，以人为本，针对不同社会阶层量身定做，采取明确的改革政策，我国在扩大中产阶层上的改革将大有空间，大有可为。
1.赋予农民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有望使数亿农民和农民工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
不少人可能认为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今天，使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产阶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城乡差距的确比较大，但要看到经济快速增长、市场环境的新变化，改善农民和农民工状况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除了人口红利递减，粮食重要性的提升，农民和农民工市场化的收入只会升而不会降低是个大趋势确定不移，未来5-10年，随着土地尤其是耕地稀缺性的增大，农村土地增值的空间巨大，如果赋予农民和农民工完整的土地产权，市场条件的自我改善，有望使农民和农民工在拥有高额财产权的同时，取得财产性收入以及务工收入。如果能够使农民拥有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在这个前提下推动农地流动，农民和农民工在同城市居民相比，发展的优势不会输掉多少，届时将会有大量的农民和农民工认同自己的中产阶层地位。
问题在于，能不能真正解放思想，真正把城镇化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放在使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产阶层上。在地方政府继续把土地出让金作为“第二财政”的条件下，上述变化不会自动发生。
2.深化知识产权改革，推进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使广大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创新成为中产阶层，制度变革的空间巨大。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分配改革，知识分子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但由于知识产权没有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以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为例，行政化的矛盾比较突出，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新阶段知识分子主要通过知识创新致富面临着重大体制性障碍。现行体制下，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主要依赖于行政系统的评价，而不是市场的评价。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到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体制内工作，愿意“下海”，靠知识创新发展自己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少。
3.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有条件在更大范围内释放中产阶层就业岗位。
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垄断部门比较容易产生中产阶层，但是这个渠道比较狭窄，靠行政垄断获得高收入，从体制上排斥了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并不是健康的渠道，也不可能成为中产阶层产生的主渠道。
未来5-10年，民营企业将成为扩大中产阶层的主渠道。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没有能够因时而变，财税金融等多方面改革的滞后，目前民营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8%以上，对新增就业岗位贡献是85%；大约75%的新产品、65%的发明专利、60%的GDP、50%的税收由民营企业创造，但目前银行贷款的80%以上流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更多的中高级人才更愿意到待遇优厚、工作稳定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具有一定行政垄断性质的地方就业，而不愿意到民营企业去搞创新。
将民营企业作为扩大中产阶层的主渠道，同样需要解放思想，确立公共部门整体改革的思路，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改革定位问题。
4.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使数亿中等收入者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
我国许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现实。许多人从账面的收入上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标准，但一考虑到具体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生活其实窘迫不堪，确实没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品质。
过去10多年可以说是民生10年，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许多都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我国也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应当清醒地看到，比照扩大中产阶层的历史性课题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未来5-10年，量力而行，加快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基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方面入手，制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实现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由市县统筹转向省级统筹，进而实现国家统筹，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也将能够使数亿中等收入者生活品质大大改善，并拥有对未来有良好的社会预期，真正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