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9%的出口增长率数据，上穿前8个月数据的中心位置，并实现了对均值的远距离超越，说明外贸出口重新寻找增长动力，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依然在路上，而对由出口下滑导致的对中国经济过分担忧可告一段落了。

  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判断经济见底的根源，而观察经济能不能释放出创造的新活力，主要看这两大对立因素博弈的结果。要是恶化因素逐渐减弱、推动向好因素不断增强，最终将抑制住经济下滑的步伐、避免陷入加速恶化的泥潭。依照笔者一贯的看法，判断经济是否见到真实底部，取决于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既不能脱离经济所依存的内在增长方式，也不能摒弃商品流通所依赖的外贸价值交换，应综合分析重点回答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外贸易能否对症下药，推动进出口比较稳定地恢复性增长？对内经济能否产生实质性变革，推动经济内生驱动力由此诞生？

  照此看来，如果进出口数据增速减缓，并终止下行，进而拐头向上，只要这些数据变化的趋势可持续，产生逐渐向均值靠拢的态势存在一定时间，就可以推断实际进出口恢复性增长、外需恶化的局面发生了改观，经济正在好转并向常态回归。通过识别数据连续性变化的规律前瞻经济趋势，在很多时候具有较大的可靠性。甚至有些时候，观察数据规律的长久性和持续性，正好能发现经济运行的拐点和转折变化的过程。

  海关总署发布的9月和前三季度外贸数据，恰好佐证了中国经济在外需方面出现了明显好转，为经济10 月成功探底创造了必要条件。海关上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总值今年9月达到最大值，为3450.3亿美元，增长率为6.3%，，超出居第二位的8月进出口额157.44亿美元，环比增长速度为4.7813%，而8月净超出5.53亿美元，相对于7月的环比增长速度仅有0.1682%。

  外贸增速变动数据应该可以终结此前普遍的悲观预期。

  外贸市场因受制于外部环境而相对棘手，一旦出口恢复强劲增长，通常真实性相对较高，有助于奠定外部经济向好的正面预期，对建立宏观经济触底的信念大有益处。9月1863.5亿美元的出口额，创造了单月出口规模的历史新高，月增长率高达9.9%，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月的同比数据逼近两位数，这至少表明经济恶化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复苏本身就说明底部已经到了。

  考察出口数据增长变化率数据，更能发现经济回升的潜在逻辑，可以作为经济下行已触底研判的强大支撑。如果把今年逐月同比增长数据的中心位置视为经济恢复正常增长速度的目标，那么剔除了1月同比增速0.50%的负值， 2至9月出口平均同比增长率为6.6244%。显而易见，9月9.9%的出口增长率数据，已经上穿前8个月数据的中心位置，并实现了对均值的远距离超越，说明外贸出口重新寻找增长动力，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向。中国社科院12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秋季报告》，也把今年进口和出口增长率分别预测为6.0%和7.9%，似乎比笔者对外贸增长还要乐观。

  这种外贸增长的新动力，来源于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上。前三个季度机电产品出口8548亿美元，同比增长8.3%。占出口总值57.2%。同期，占出口总值20.5%的服装、纺织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增幅却十分有限，说明低利润率产品并没有担当这次出口增长的主角。

  外贸增长的新动力，还来源于外贸结构和侧重点的变化。从增幅排名前三的贸易国，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中俄双边贸易总值661.7亿美元、同比增速14.2%，中美双边贸易总值3554.2亿美元、同比增速9.1%，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2888.7亿美元、同比增速8.1%，这是进口突出重围、活跃积极的重要一极。

  从7月以来，外贸增长率从1.00%缓慢上升，不但稳健，而且有所发力加速上升，很能说明出口正在出现可喜的变化，由外需下滑导致的经济减速，正随着外部形势的转变而得以扭转；2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资加速流失的担忧。

  当然，外贸复苏尚存考验，消极因素并非完全消失。比如，在传统外需活跃国家中，中欧双边贸易总值虽高居首位，达4109.9亿美元，却受欧洲后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比下降2.7%。中日双边贸易，在野田政府“购岛”闹剧的冲击下，同比下降1.8%，拖了出口复苏的后腿。

  总体来看，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挫折中前进，还是保持了逐渐提速的稳定增长。海关统计数据表明，1至9月，进出口总值2842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2%，其中出口14953.9亿元，增长7.4%；进口13470.8亿美元，增长4.8%，贸易顺差实现1483.1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依然在路上，而由出口下滑导致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过分担忧可以告一段落了，而恢复中国经济坚持对外开放的信心，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久的内生动力，完全寄托在经济体制层面能否下决心革新除弊上，这取决于联动经济的政策或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力度，这是从制度层面发掘中国经济中长效的增长动力。

  笔者从来都看好中国经济自我调节、修正错漏的能力，也看好中国经济每到关键的变革时期都能表现出的那种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担当勇气，更看好中国经济总能契合民众变革图新的诉求和愿望。只要顺应历史潮流放权让利于民，就能激发出强大的民间创造活力和创新智慧，这些变革必将突破束缚生产力的严重桎梏，充分有效地激活和提升市场效率，最终形成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源头，都有助于拯救经济远离危险的下滑失控边缘。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统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