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实投资者回报研究中心

  在前期的专栏中，我们分析过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对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期专栏我们将探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又称刘易斯拐点），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又称人口红利）不断降低的转变。这些变迁不但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汇率和出口等关系到经济转型的众多方面，这些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地少人多的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大量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现象以来，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已经逼近甚至跨越了劳动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换言之，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在是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中国人力资源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国100个城市供求信息报告显示，2012年2季度全国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的比为1.05：1，自2010年以来需求持续高于供给，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现象已经成为常态。

  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老龄化趋势明显，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9.1%，高于国际公认的老龄社会7%的标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16.61%逐渐下降到2011年的4.79%。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趋于上升，从三年前平均34岁上升到36岁，而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超过38%。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直接影响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计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15年发生。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是很多国家经历过的，以日本为例，在1970年代初日本经过刘易斯拐点，直到1990年代才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其间日本有20年时间完成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但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刘易斯拐点刚过便直面人口红利拐点。

  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带来的挑战是双重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出现，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和总人口占比上都将对经济成长和转型构成不利的约束。下面就这一变迁对经济转型带来的主要影响试做分析。

  变迁影响之一是工资水平。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会推升均衡工资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不断上升，月薪到2012年6月已经达到3483元，而在2005年底只有2003元。此外，根据国家《十二五促就业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13%以上。人力资本成本的攀升直接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以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许多知名外资企业开始“乾坤大挪移”，将生产从中国搬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方。

  变迁影响之二是通货膨胀。工资上涨无疑是促使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原因。首先，企业会通过调整产品价格的方式抵消部分人力成本的上升，从而推高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其次，工资的上涨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购买力，消费意愿的释放就会推升消费品价格，导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扬。

  变迁影响之三是汇率和出口。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当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的时候，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会随之增加，货币也会持续升值，导致出口条件恶化。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累计升值30%，中国出口形势则越来越严峻，今年1月更是出现了2009年底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此外，由于资源禀赋的变化，中国的相对优势将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外贸易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服装鞋帽等传统出口产业正受到极大的冲击。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使中国经济转型的诉求越来越迫切，其过程也会充满挑战。在转型中经济增长放缓实属当然，我们也应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