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曾雯璐 ○编辑 李剑锋

  中国投资发展，从额度制到通道制再到保荐制度的演变，也正是整个行业由不规范而趋于规范，由不透明向透明靠拢的过程。

  2000年以前，投行采取额度制，即国务院给地方政府分派企业上市指标，投行间的竞争主要是抢夺有上市指标的企业。见证了中国整个投行发展历程的券商老总H君告诉记者：“当时大的省份给到8到9个上市企业指标，小的省份有2至3个指标，只要正部级单位都有。所以我们那时候做项目主要就是公关有上市指标的企业，想上市的企业则公关政府部门”。

  “额度制下的投行实际上呈现一种乱象，投行把精力都用在了和有指标的企业喝酒拉关系上了。证监会当时内部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发审委，但是鲜有否决情况，能拿到上市指标的企业基本都能上市。”H君补充道。

  1999年《证券法》颁布之后，投行额度制也过渡到了通道制。H君告诉记者：“通道制实际上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制度，是当时大家觉得由地方政府分派上市指标不合适，临时采取的一种过渡的措施，但是没有更好的制度推出，于是就沿用了三四年。”所谓通道制，即由证券监管部门确定各家综合类券商所拥有的发行通道数量、券商按照发行一家再上报一家的程序来推荐IPO公司的制度。

  据了解，当时根据券商规模大小，分为8条通道、6条通道、4条通道和2条通道四个档次。比如所谓8条通道，就是允许同时有8家企业在证监会申报，证监会审完一家才能再报一家。“当时券商之间拼的是周转率，谁的周转率高，谁就做得好。”H君称。

  这一阶段，通道成了一个资源，想IPO上市的企业挤破头找券商寻求通道，券商投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瞬间逆转。“当时投行项目申报受到极大限制，整个行业的业务量都被压抑。企业为了上市到处找券商公关，有些质地不太好但是懂公关的企业也上市了，这是当时通道制带来的问题。”

  2004年，保荐制推出。在中小板开启、股权分置改革等制度性建设的铺垫下，投行业务量开始激增。中国上市2000多个企业，有一半左右是在这一时期IPO。而所谓保荐制，即由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负责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和辅导，经尽职调查核实公司发行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协助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对于保荐制，H君认为：“保荐制的核心思想是对的，通过强化券商责任的形式来推介企业发行上市，有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及承担责任尽职的意识。但在制定制度的具体构架时，实际上造成保荐责任角色的缺失。”

  “保荐责任到底应该是保荐机构承担还是保荐代表人承担？如果出现重大法律纠纷，无法真正追究保荐机构责任，因为是保荐代表人制度，实际上也无法完全追究保荐代表人责任，因为个人承担不了。这是现行保荐制度构架的最大缺陷。”在H君眼里，每一种制度都是中国资本市场蹒跚学步过程中试验的产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产生的。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投行制度还是努力向着透明、规范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保荐制度下的投行相比通道制时期也要更为规范和尽责。无论责任大小，保荐代表人在法律上依然对上市企业担负有一定的保荐责任和信息披露的义务，这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上市企业的真实性。

  资深保代A君坦言：“需要负法律责任，项目就不会随便签字。此前不少上市的企业爆出财务造假，很多是企业联合会计师隐瞒了保代人。保代人已经高薪，有什么理由为有重大问题的企业去冒险呢？”

  而如今，“保代热”明显降温，在保代薪酬下降的大趋势下，保代人在投行中的定位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上海某券商投行子公司高管指出：“以后保代会重新回归至投行团队的本源定位，而不是之前高收入、高流动性、少承做的畸形发展状态，保代将与投行其他业务人员一样，将在承揽、承做、后续持续督导方面尽心尽责，综合能力较差的保代将被淘汰。”

  对于保代人之间的分化，资深保代A君认为：“未来保代的优胜劣汰，将会围绕资源和能力展开激烈角逐。有项目、有能力的全能型保代薪酬不仅不会降低，还有可能升高。”对于这批经验丰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老保代来说，前景似乎不是一件需要去担忧的事情。

  “随着券商创新业务的深入，投行业务领域的创新尝试也会更多，比如整合债券、股权投资、新三板、机构投资者综合性理财需求等。另外再融资、兼并重组等财务顾问业务、公司债业务也将成为投行重要的收入来源，投行业务将更加多元化。”对于未来，A君并不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