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韧 ○编辑 杨晓坤

  巴菲特投资哲学的关键之处在于对美国经济的长期信心，没有这一基点就不存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基础，因为巴菲特绝不可能诞生在索马里或者希腊。今天,“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较2010年翻一番”不仅是国内经济最重要的信心之源，同样也是投资A股最重要的基本面，而“至2020年城乡人均收入较2010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则可谓是A股最重要的利好因素，因为“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就是藏富于民计划，老百姓收入增加了，不仅能够增加消费，同样也会大大增加个人投资，而股权投资无疑是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收入倍增计划”在国际上有先例可循，例如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倾斜生产方式”和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价格补贴等来复苏经济。从1946至1955年的1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2%。1955年鸠山内阁指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被视为是从经济复兴转向高速增长的“承上启下”的经济计划。随后，岸信介内阁、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7）、《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和《中期经济计划》（1965）带有很鲜明的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特点，特别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过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明确目标，对引导国民为实现富裕生活而努力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其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计划，其重点突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割性，旨在解决两者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如人口的过疏过密、福利和公害等问题。在1956年至1972年的16年被称为日本的高增长期，其年均增速约为10%，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以及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

  显然日版“收入倍增计划”诞生在1960年至1970年之间，结合国内的经济增长趋势，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在2000年至2010年国内经济高增长趋势绝不逊于1950年至1960年的日本经济高增长趋势，2008年至2012年，国内经济同样类似1956年至1960年的日本经济转型阶段，步入经济转型阶段，而国民收入倍增与经济转型是密切联系的，没有国民收入倍增就无法顺利完成经济转型，因此现在提出国内版“收入倍增计划”可谓水到渠成。

  其实不仅是日本，只要是增长性经济周期的国家或者地区，在国民收入倍增的阶段，股市是绝不可能走出熊市格局的，20世纪60年代的日股和20世纪90年代的美股都呈现美丽牛市的格局，在此阶段也不存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前后日本泡沫经济和美国互联网泡沫的“非理性繁荣”。A股的现状是估值和指数皆处于历史低位，即使美丽牛市格局难现，但至少不会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绊脚石吧，因此“收入倍增计划”对股市来说是最大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