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唐子韬

  已经归国十几年的陈丹青，已鲜有名作问世。他说自己这些年写作多于画画，也有很多时间被一些活动占去了。但是，他的工作室还是堆了许多完成的、未完成的油画。角落里那些刚刚从欧洲带回来的写生，似乎告诉我们，其实画画仍然是这位画家的本分，也是他一直的梦想。

  题材的困境

  陈丹青把自己定位为“文革最后一代画家”和“改革开放第一代画家”。从1976年第一次进藏，到1980年的第二次进藏；从“文革”时教条的创作，到冲破教条的创作。此后的《西藏组画》不仅轰动了艺术界，也让他在中国艺术史上永久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1982年，29岁的陈丹青远渡重洋奔赴美国。陈丹青这个名字，连同《西藏组画》一同留在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中。

  初到美国的陈丹青，感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与当时国内仍旧遵循着的写实主义绘画传统相比，西方的现代绘画、现代艺术丰富庞杂，让人眼花缭乱。艺术发展上的巨大落差一度让他备感失落。

  “我当时遇到了困难，一方面，国内的资源用不上了，我不可能再画西藏，尽管画西藏可能卖到更多钱。” 陈丹青告诉记者，“可是另一方面，我要是进入现代艺术，就不是一个观念、技巧需要调整的问题。几乎是要我放弃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工具、方法，我做不到，我觉得还没有画得足够好。不画画，去做观念艺术，我不愿意。”艺术上的坚持，让他忍受了十年的孤寂。

  “我的现实主义绘画就是要找到新的可以去说、可以去表达的东西。这些需要用写实、本土的风格表达出来。”陈丹青说。尽管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但是，他与那里的文化仍有很深的隔膜，美国并不那么容易成为自己绘画的题材。

  多年过去，一直渴望找到艺术载体的陈丹青，在关注国内发展变化的时候，偶然找到了一种将新闻图片转化成主题的绘画方式。他通过一些传媒资讯了解国内发生的事件，了解这个曾给他的艺术深厚滋养的土地上发生的事，作为他在美国艺术创作的素材。

  虽然，此时的陈丹青还是在以写实手法创作，但是，题材与呈现题材的方式都有了改变，他开始使用新闻图片、照片创作。这一用就用了将近七年。

  1995年，陈丹青所在的街区由于迪士尼公司的收购而租金上涨，他不得不搬离租住了五、六年的画室，搬入一间小画室。在这里，他无法完成大画的创作，只得创作小画。

  因为不愿放弃写生，又雇不起模特，陈丹青开始在自己画室中寻找可以入画的物品。这时候，在一堆堆的书籍中，他找到了绘画的对象。“画册纸张的质感、色彩和光照过来的效果等可以满足我写生的快感。”画册，成了陈丹青绘画中的一种特别的静物题材。

  20世纪美国的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曾经将消费产品、照片、现成品形象变为绘画作品，对此后的西方观念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画册也是现成品。我在画委拉斯凯兹（17世纪西班牙绘画大师），但是那个实际上是委拉斯凯兹的印刷品。”在陈丹青看来，这种绘画方式只是他在坚持传统写生的行为过程中，无意间夹带了现成品的观念。

  1997年，一次回国让陈丹青找到了延续这种绘画的题材：中国山水画册。回到纽约，他开始把自己收藏的董其昌、沈周等传统名家的中国山水画册拿出来，画成油画。对于陈丹青来说，选择这样的绘画主题，并非是有意识要进入山水美学。“我不是在画山水，而是在画印刷品。我也画外国人的，也画伦勃朗、委拉斯凯兹、维米尔的画册……这些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纸片，我只是把这本书的纸片画下来。”陈丹青说。

  绘画中的观念

  “我不会去想出一个‘观念’来画，我想让我的作品可能包含的那个‘观念’最直观地表现出来。” 在说到自己作品中所包含的观念性时，陈丹青说。

  陈丹青回国以后，在清华美院任教期间，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类作品，反而不太喜欢他在西藏画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品。“他们说，那是你们那代人的东西。他们说这（画现成品）蛮好玩的。哪里好玩，他们也讲不出来。后来，我想玄机就是，第一，我画的方法没有太大变化，就跟我画一张脸的方法差不多。但是内容起到很大的作用。”陈丹青说，“直白地讲，怎么画很重要，但画什么还是很重要。”

  陈丹青并没有把画中的“书法”，当成书法本身，而仅仅将其视为一本书、一个物品。从1998年开始到2008年，陈丹青画了10年的中国山水画册和字帖。“我一直强调我的艺术里有观念，但不是观念艺术。”

  陈丹青的油画作品中的王羲之“字帖”和董其昌的“山水画册”，触及了文化符号——书法和山水，但是，对这些被画在油画中的“文化符号”的解读会让观者的阅读经验失效。我们似乎可以读得懂这些“画中画”和“画中字”，但又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状态下阅读，从而无法解释它们的含义。“我称所有书画系列的作品为‘景物写生’，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化。”陈丹青解释说，“我半主动和半被动地进入了一种可能包含多重意义的解释之中。”

  但是，陈丹青似乎并不是一个喜欢搬弄概念的人。对于他来说，回到绘画本身更具有吸引力。回国后，他的另一类主要创作仍然是人物写生。“回国后，回到了我梦想的过去。回到知青时候那样，到农村去画活人。我还是喜欢画活人。”

  寻找焦虑感

  “我需要焦虑。很多人说，你在美国很失落吧？很焦虑吧？对！我很失落、焦虑。不要怕这个，这个就是你的资源。”当记者问陈丹青是否遭遇过创作上的焦虑时候，他坦率地回答。

  “回国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焦虑’。我非常关心有没有‘焦虑’。很多人画不好，因为没有焦虑。太知道自己要画什么。起先有点焦虑，之后把焦虑的东西变成不焦虑。”

  陈丹青说出国让自己“废掉了”，但是，让他开心的是，这段经历让他找到了一种焦虑。“我要把我废掉的状态表达出来。我回国后，很多人说我完蛋了，这么有才华的人，不知道在画什么。‘陈老师你不会画画了’，我说我是不会画画了。‘你无路可走了’，我是无路可走了。但是他们很惊讶，我这样面对这件事情。”

  近些年，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以后，陈丹青每年还会跟学生们下乡画画。除此以外，一旦自己在画室里，一旦有空画画，他便开始画“书”。

  “书是最简单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打开窗子，对着光线就可以画。很容易，而且画不完。”陈丹青说着，从自己的书架上拿来一本线装书，翻开给记者看。他说，他很欣赏这些做成很好版本的书。“博物馆送给我的宋版高仿的书，我都会画。只要没有灵感，没有条件出去跑，我就会画。这造成了我的一个非常分裂的绘画状态：一方面我画人物写生的时候，跟过去没有两样；但是，一画书，似乎就成了去过美国以后的那个人。我不太会在一个主题上一直去画。跟着感觉走。”

  不愿延续单一主题的陈丹青，或许从来都是处于寻找新鲜题材的焦虑中。当年的西藏和如今的书、画册，都是他焦虑后的产物。如今，这种创作的焦虑仍在或将一直伴随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