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 格罗斯

  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

  在未来的年份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资产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最终依赖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能力。

  对于欧美经济来说，这方面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个是，如果持续放松的货币政策不能带动持续的经济增长，那很可能意味着实体经济增长能力的缺乏。另一个关键标准则是，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向，如果是用于执政者更好的维护其短期的当选可能，关心的是眼前的利润，而不是这个国家的长久的增长生命力的话。那么没有神仙可以挽救这个主权经济体的未来。

  因此，如果确实正确的政策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受到阻碍，如果误导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继续扩散，如果金融市场的长期原则持续的受到破坏。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投资组合策略必须面对未来收益的减半，以及持仓风险的持续放大。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类似财政悬崖这样的事件可能成为一系列灾难性问题的第一块骨牌。虽然在我们团队的预计，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华盛顿的对立两方或以某种程度取得妥协，两党的政策会在持续大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受到抑制的财政政策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获得妥协，财政悬崖这一次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相信，对美国而言，2％的实质性增长只是暂时的。未来，美国最好的情况是在某个时刻获得一个相对低回报、相对高风险，但依然有绝对收益的“新常态”的状况。我们坚信，过去的“旧常态”的增长不可能出现。当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积弱已久的财政当局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很难想像我们能够获得一个货币解放的新的时代，总体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会持续保持在低水平，而股票的总回报相对于通货膨胀而言，经常性的维持在零附近。如果你期待，某个时候债券资产和股票资产，再度重复当年的两位数的收益。那么这肯定是痴心妄想。

  上述的发展方向，在如今的政策导向下可能越来越大。这些政策用一句话描述就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联邦储蓄利率接近零，而量化宽松政策则不断推出。通过这种手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它的同事们正迫使大众们必须花钱。

  这个过程是通过一个巧妙逻辑行驶的。伯南克说，通过降低联邦储备的收益率，国家债券的投资者们会抛售其持有的国家债券，并转而投资那些风险更大的资产。而他们抛售的国家债券则由美联储回收。这个过程最终目标是，把资金推向实体经济、高收益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并通过这个方法刺激实体的投资和就业创造，打破美国经济的螺旋式下降。最终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老路。

  这个做法看似和过去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老路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想一想会发现两者的区别。首先，这两个模型假设的是一回事么？那些基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被“花”出来的钱是真正的投资么？那些钱被花出来了，美国经济的投资就会上升么？还是会在某一个环节被打断。如果投资者必须要在花10000元钱储蓄只收回9997美元和花10000元钱投资可能血本无归间做选择，你认为他们选择的会是什么呢？是全面的血本无归还是看似能够回来一点票面利息的本金收入呢？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投资的成功效率很高，那么我们可能最终会看到在地平线上的旧常态重新出现，即美国失业率低于6％，大量人返回富裕的中产阶层。但或许过去三年的定量宽松政策和金融压抑的实施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方向，大量的资金在投资而不是消费，美国股市在三年多翻了一倍，风险利差被压在历史低位，住房价格终于都动起来了，虽然目前仅限于南加州。然而，实体经济本身似乎仍然没有什么不同－在新的政策齿轮下，真正期待启动的实体经济依然较为冰冷。美国人的就业率依然很低。另外，我们的“净国民储蓄率”依然很低，是负数。这在现代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包括大萧条时期。

  因此，未来的关键在于美国实体经济能否启动，如果仅仅是虚拟的资产、货币政策的变化等。我们不会比过去感到更加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