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会回到西方崛起前曾占据的舞台中心吗

  ——评《2050年的亚洲》

  ⊙潘启雯

  “冷战”结束后，亚洲享有了20多年的和平，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并使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经济的相互联系推动了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亚洲人第一次感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世纪”之说随之兴盛起来。

  但是，亚洲将回到在“西方崛起”之前曾一度占据的舞台中心吗？《2050年的亚洲》提出了不同看法：亚洲的崛起并非理所当然。虽然当前主要经济体保持着乐观增长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当前的努力就能取得成功。实际上，成功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以及一系列长期、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2050年的亚洲》汇集了世界各地20多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兴市场论坛首席执行官哈瑞尔达·考利、亚洲开发银行金融局局长阿肖克·夏尔马、新兴市场论坛高级顾问阿尼尔·索德）的宏论，主要讨论有关亚洲过去和未来的20个话题，主基调可以合而为一：要再经历另外40年持续的进步绝非是天上掉馅饼，亚洲在寻求一个“亚洲世纪”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亚洲的领导者们必须意识到未来的繁荣需要以过去40 年间发达经济体取得成功的方式来取得。

  对“亚洲世纪”这个概念，亚洲人既渴望又忐忑。由此，《2050年的亚洲》提供了关于亚洲区域整体的长期展望，而非仅仅选择性地针对一些国家、地区或议题的中短期展望。按照作者们的推测：“亚洲世纪”的实现将把亚洲推向历史性转型的风口浪尖，并突出其过往的成就。到205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亚洲的GDP将从2010年的17万亿美元飙升至17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一半，相当于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人均GDP将达到408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说，到2050年亚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当前欧洲的水平。当然，这些假设是建立在亚洲各经济体在未来40年内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适应全球经济与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大环境、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亚洲要真正告别落寞和青涩的出路，本书作者们的意见大抵相同，虽然亚洲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同，采取的措施也有差异，但都需要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在区域集体行动中协调国家和世界的行动议程、与国际组织间的互动三个层面的重大改变。幸运的是，亚洲正在这三条道路上前行。

  从“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来看，作者们以观察家的身份指出，实现“亚洲世纪”取决于如何应对七个核心挑战：实现包容和公平的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好加速发展的城市化；实行金融改革；彻底降低能耗强度和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改善治理水平和机构质量。

  提到“区域集体行动”，作者们则表示，“合作与整合对亚洲的繁荣至关重要，并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在保持国内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同时，避免大的经济体与核能国家之间的冲突尤其重要”。考虑到多样性和异质性，亚洲将需要发展自身独特的建立在东亚积极经验之上的模式：一个市场驱动的、自下而上的实用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更强大的（尽管不必是崭新的）区域性组织或机构予以支撑。

  由此作者们进一步推测，一个亚洲经济共同体必须基于两个一般原则——开放和透明。考虑到区域的多样性，建立亚洲区域主义将需要一种能有意识地权衡不同参与者力量的集体领导。亚洲的主要经济力量，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将在整合亚洲乃至在全球经济中重塑亚洲地位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亚洲对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将给亚洲带来新的挑战和义务，亚洲必须拥有更多全球共同实践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建立起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气候变化的缓解措施以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机制。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洲的自身利益和长期繁荣将取决于确保世界范围内的福利、和平和安全的实现。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其中较大的经济体将不能不考虑国内政策议程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作为一个整体，亚洲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本书传递的另一个最重要信息是：“实现包括全球一半人（超过40亿人）的潜在的历史性转变，主要取决于（尽管不是唯一地）处理代际挑战。”代际挑战在亚洲大多数经济体中都存在。基于亚洲经济自1970年以来的表现，作者们将该地区49个经济体的“代际挑战”和“优先权”划分为三个组。

  第一组，7个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在日本的带领下，引发了亚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复兴，他们在一代人时间内从低等收入向中等收入、再向高等收入稳步前行，精于应对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挑战，并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组，由中国和印度领头的11个高速增长经济体，自1990年以来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上已取得快速增长，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第三组，有31个缓慢或中速增长经济体，他们向快速经济增长的转变将有助于将富裕扩散到所有的亚洲地区。当然，对这些国家的分组并非一成不变。孟加拉、哈萨克斯坦和越南，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加入快速增长经济体。而有些快速增长经济体也会摇摆不前，如马拉西亚和泰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

  这三组国家在决定未来40年亚洲经济产出时面临着不同的职责和义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理应在亚洲的重大科学和技术发展中发挥带头作用，例如生物技术、老年医疗护理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技术等。这一组国家也将超越单一的高速增长，将社会福利推向更广的区域。亚洲高收入经济体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创造“亚洲奇迹”的这一代人的老龄化。人口与经济相互交织的现实问题影响着治理的各方面，需要通过调整相关政策以提高财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组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减少不平等是最大的挑战。当然，为了像富国一样通过创新获得增长，发展更加灵活的财产权和竞争制度以及培养大量的高技能公民也相当重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同样需要改革金融体系，以培育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创业，同时应对迅速城市化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挑战。这类制度的发展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福利不是立即可得的，只能间接地经由长期的积累。

  尤其需要发展的第三组——包括从塔吉克斯坦到尼泊尔等经济体必须加速经济增长。这要求减少不平等、改善教育的质量和传播范围、发展基础设施、强化制度的作用和采用能促进国内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商业扶持政策。

  考虑到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本书多位作者预测了两种可能出现的情景：一种是对亚洲国家持乐观态度，假设第二组11个国家能在未来的40年内继续保持过去30年已有的高速增长，并且到2020年，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能迎头赶上。另一种是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未来5至10年或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类观点具有较强的警示意味。

  本书作者们觉得，如果错失了“亚洲世纪”，其政治、经济及社会代价将不可估量。与此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的可能性，一系列小概率事件发生并累积或将导致事态严重恶化。失败的宏观政策、监管不力的金融体系、各种冲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难、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较弱的治理机制等将严重影响亚洲的发展。最糟的结果是，亚洲将在2050年陷入金融瘫痪状态。这种情景发生的概率很小，但亚洲领导人应当高度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