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连续多年，民国研究已成庙堂江湖的显学、热学，举凡教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名媛、名士，几被搜罗一空，难免泥沙俱下，滋味难辨。在如此情状下，《民国房地产战争》这样一本朴素而无野心的书，反算得上是异数。作者李开周，独门功夫为钻研古代房地产。他写作《民国房地产战争》的初衷，也许有对“民国热”的追随，书名亦有取宠哗众的干扰，但纵观全书，好在充满了细节，无数的“碎屑”群聚，呈现出一个更微观更直观的民国。笔者读书惯于从细节入手，因为细节能反映出史料的真假和作者的态度，自然能决定一本书的成败。

  历来，中国人对房子的感情特别，起码要有片瓦遮身、立锥之地。因此，房地产是分析社会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让人感到讶惊的是，房荒几乎贯穿了被相当一些学人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不仅草民，一些历史名人（包括鲁迅、丁玲、冰心、巴金、郭沫若、梁实秋等），住房问题都成为绕不过去的肠梗阻，令人深思。

  《民国房地产战争》的中心概念是“战争推高房价”，一系列惨烈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作者在“西南联大和昆明楼市”里从细部数据做了对比：从民国初年到1927年，昆明房价没有大的变动。民国初年在昆明买一处占地半亩左右的三间两耳宅子，至多2500块大洋。可到了革命军完成北伐，国民政府基本统一，昆明社会经济渐趋稳定时，房价立马上涨。1930年，昆明城区新建的三间两耳住宅，未经装修，不备家具，市价能喊到4000块大洋到4500块大洋，比1927年以前翻了一番。1937年，日军侵华，全面抗战爆发，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沦陷，为了躲避日军刺刀和日本轰炸机，沦陷区的难民或逃进租界，或偷渡香港，或不远万里迁入昆明。1938年，昆明房价涨到了惊人地步。市区新建楼房每间最贵售价1600元法币，最便宜也要750元。常见的三间两耳住宅，即使占地只有0.2亩的小院落，也要卖到一万元左右。而当时普通百姓平均年薪不到300元。正如作者写道：“在挖掘的过程中，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二次革命成功后广州地价飙升，看到了九江租界收复后天津楼市崩盘，看到了上海西客站低价征地时沪西农民卧轨，看到了南京中山路暴力拆迁后安徽难民示威，看到了鲁迅、茅盾、丁玲、冰心为租一套合适的房子而四处奔走。我跟这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亲切交谈，体验到了他们的大愁苦和小忧伤……”

  战后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李开周以日本投降后的杭州为例来佐证，一来人多房少，二来分配不均，三来此时法币开始贬值，通胀已露出苗头，致使房价上涨、房租上扬。1946年10月，在杭州中心城区买一幢两层4间的小楼，需要9公斤黄金，按黄金现价，折合人民币300多万元；到了1946年12月，买同样的一幢小楼，需要黄金16公斤。而1946年底，杭州市公办小学的高级教师月薪只有法币12万元，同期黄金牌价是每克24万元，一个月工资只相当于0.5克黄金，需要积攒2000多年的工资，才能买上一幢小楼。

  对李开周的“战争推高房价”论，我有点疑惑。事实上，战争的确推高了房价的整体水平，但在一些沦陷区，在安全和生命得不到保障的地区，房价必然下跌乃至楼市崩盘；沦陷区的部分有特别保障的区域，比如上海租界，房价必然上涨；其他相对偏僻、远离战火但生活较为便利的中小城市，比如昆明，房价也必然上涨。

  关于民国时期的征地和强拆，不妨抄录《民国房地产战争》中的两例。1937年8月日军攻陷上海，为修建机场直接杀人夺地（黄沙村三四百人全被屠杀，无一幸免）。而国民政府面对同胞，手段一样令人发指。1928年3月7日夜，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借闸北区长安路一带贫民窟“妨碍公共卫生”“妨碍公共安全”“窝藏盗贼歹徒”之名，公然命令警察纵火烧屋，烧毁草棚一千多间，死伤居民几十人，成功强拆。

  《民国房地产战争》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联系当前的社会话题，指东打西，窥史看今。比如结婚前先买房是不是中国传统？李开周说中国传统里没有这一条。鲁迅二婚了也没买房；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也没买房。谈到“购房心理”，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有住房’，民国人追求的是‘有房住’”。民国人也爱虚荣，比的不是谁家买了更多房子，而是谁家的房子更大（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更舒适，谁家的家具更时髦，谁家的装饰更精雅，谁家的保姆更懂事，谁家的厨子更牛，谁家率先买了黄包车并且专门雇了车夫……总而言之，他们攀比的是居住质量，而不是产权归属。或许李开周是借此提醒我们，与其悲催做房奴，不如租房做潇洒房客。花费几百万，供房几十年，手头拮据，人生苦短，何苦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