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淳

  “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集会场所展开辩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了创新的发动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的力作《城市的胜利》，从引言开始便阐述了这个令人惊讶却合情合理的事实，即城市对创新的意义。

  城市带来的最重要的能提供创新的元素便是人力资本。最为著名的希腊思想家在公元前6世纪都住在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犹太人聚居区边境，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像二战后的纽约一样吸引了因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小亚细亚各行各业人才。他们从不同方面启蒙了雅典人。地中海沿岸的艺术家、学者聚集到这座城市，这里为他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接近性和自由。这一时期不仅诞生了西方哲学，还诞生了戏剧和历史。它们的效应因为城市的互动而成倍放大。

  与此相似的城市还有很多。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通过王室的命令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学者，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巴格达因此成为当时中东乃至全世界文化中心；19世纪中期的长崎，作为日本最初引进西方技术的唯一门户，为日本培养了大量西学人才，从而独霸亚洲；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依靠大量潜在雇员和潜在雇主之间的互相吸引，集中了诸多聪明的企业与聪明的雇员，成了印度土地上的硅谷。而美国的底特律通过其反面的事实同样证明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19世纪的底特律很像20世纪的硅谷，是创业者的温床，汽车领域的先锋。然而，一味追求效率的企业家们将工人们变成了机械化生产中的一个个机械零件，忽视了人才培养，致使城市在工业时代之后难以转型，底特律最终走向了衰败。

  另一个为城市提供创新机会的，则是物理意义上的“接近性”。这一点从上述的实例中也有所体现。如果大量有才华的人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或竞争，就不会有创新的可能性。即使是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我们有了多种多样的虚拟社交网络平台，但人们反而有更加强烈的面对面交流的渴望。这一结论在书中被称为“杰文斯互补定理”。

  因为能增加接近性，格莱泽对城市中的贫民窟也抱以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城市吸引力的体现。这一点在北京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住在“贫民区”的人，大多是从农村或其他城市来实现“梦想”的人们，他们有创业的、求学的、弄艺术的等等。宋庄的画家村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大量艺术家由于共同的追求聚集在此并擦出了火花，使得这里变成了艺术家的孵化器，即使当时这里的物质条件还很匮乏。

  因为接近性，格莱泽教授还强调了城市纵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否定了如同卫星城这样的城市平面扩展方式。即使卫星城为人们提供了低廉的生活成本与良好的生活设施，但它却削弱了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也削弱了城市可能带给人们的更大财富——创新。虽然在城市的纵向发展、空间创造、生态低碳的生活，以及历史保护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与平衡，但本书的核心思想——接近性，的确已为东西方许多从事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人所认同。

  这一结论，为我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与书中描述的西方城市发展的很多阶段非常相似。比如京津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被称为中国三大超级区域，也就是三个大型城市群。可以说，今日中国的创新能力几乎全集中在这三个超级区域中，这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他地区则处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阶段，甚至更多地区还没有城市化。不过，即便是这三个超级区域内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是进入后工业的城市，以服务型和信息化产业为主；而另一些则是还在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或正在走向经济转型的工业城市；还有一些甚至是刚刚起步或者正在寻求工业产业资源的新兴工业城市。面临着不同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到底如何发展以及向何处发展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在未来持续成为中国经济引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于后工业城市来说，创新经济已成支柱，因创新而带来的面对面的交流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为人们提供更方便的面对面交流成了后工业城市的首要任务。良好的激发活力的交流空间，已是这些城市的必需品，而这些空间并不局限在建筑内，它可以蔓延到城市任何角落。大到公园、商业街道、办公楼前的入口广场，以及公共交通空间与车站内的公共空间；小到宅前小院、公寓阳台，甚至是一些特殊功能的公共空间，比如医院、学校等。可见，城市的交流空间不仅局限在工作空间内，创意的迸发，可以存在于人们生活的任何层面，存在于任何人群之间，存在于任何时间范围与任何地点之内。所以，城市应具有包容的伟大特质，不放弃或排斥任何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除上述为城市提供交流创新空间的重要性外，对于新兴的工业城市、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城市和即将转型的工业城市而言，更重要的议题，应该是从底特律的教训中得到的重要经验，即对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相对被动的角色。当今中国的角色与工业时代的汽车制造城市底特律相似，不同的是，经济模式的核心依然掌握在欧美创新城市手中，我们要随时顺应欧美的变化而变化，还无法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但有一天欧美经济模式发生变化而不再需要中国的制造业市场时，在第一线上的大批制造业工人会立刻面临失业问题。这样的冲击，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许多城市都经历过。若无足够的人才与其相匹配，城市难免沦为空中楼阁。因此，培养独立创新的人才是当务之急。

  城市，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论西方还是中国，重要的不是在一时一地创造了辉煌，而是如何让居住在其中的人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并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

  （作者系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