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邹民生（上海证券报首席编辑）

  嘉宾：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但有利因素在增多

  记者：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一个少见的选择与抉择年。各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在大选：选择新领导人、抉择新增长路。因此，这一年可谓是在纠结与期待中度过的。现在，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环境看都有不少变化。因此，对于今年的经济走向，我们就从这两方面谈起吧。首先，对国际环境你怎么看？

  范剑平：总体而言，今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全球经济仍将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之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有利因素逐渐增多。尤其是有利因素预计比去年将有所改善。

  一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好转，同时因页岩气大规模开发所带动的能源成本降低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增长，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优势也正带动高端制造业加速发展，“再工业化”政策效果强化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有望增强。

  二是德国捍卫欧元和欧元区的强硬表态，G20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增资IMF救助欧债国家的态度转变，以及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为欧洲国家赢得了解决债务问题和国内结构问题的时间，使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冲击得到缓解，欧洲经济2013年表现可望略好于2012年。

  三是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谋求结构调整、对外开放的政策突破。印度放开了零售、航空和广播电视等行业外资持股比例，并出售大型国有公司股份，将增强外资进入印度市场的信心，从而遏制并改善当前经济增速日益下滑的局面；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远东开发将加速“新经济”进程；以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越南等国为代表的“新11”集团因各国政策突破带动经济更加开放，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亮点。

  与此同时，今年国际经济环境中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美国大选后因“财政悬崖”问题导致的财政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可能使国际金融市场受到一定冲击。

  二是欧元区根本的制度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增长”与“紧缩”的两难选择和政策摇摆使欧洲重债国经济表现不确定性较大。

  三是日本因人口老龄化造成的需求不足使经济难有大的起色，又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相继爆发领土争端，区域经济环境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

  四是金砖国家整体发展势头减弱，中国、印度的经济减速调整使能源原材料新增需求增长放缓，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资源出口国必然受到冲击。

  五是在全球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背景下，充裕的流动性将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通胀风险可能重新抬头；但新兴国家需求增长放缓又抑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势，2013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震荡起伏可能较大。

  居民收入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

  记者：那么，国内经济发展存在哪些有利与不利因素呢？

  范剑平：归纳起来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落实“十八大”精神和政府换届将进一步调动全国上下的发展热情。“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思路将进一步激发全国上下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热情，稳增长系列政策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今年还是“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年份，国家层面将对各级地方政府规划执行情况全面检查评估，各级地方政府为努力上交满意的答卷，将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从“六五”到“十一五”的经验看，五年规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17.3%、24.1%、28.5%、18.8%、19.8%，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五年规划第二、三年往往是投资加速年份。2013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大量审批并开工的“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有利于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

  第二，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仍然较大。无论是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还是从自身情况来看，我国在“稳增长”方面的政策空间仍然较大。

  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在20%的高位，高于1985-2012年平均值8个百分点左右，而近年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之所以上升到当前的高位，主要是这项政策工具被赋予了对冲外汇占款等职能，预期今年对冲压力将明显减轻，存款准备金率仍有较大下降空间。今年物价水平总体将保持相对低位，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基准利率相对较高，存贷款利率也有下降空间。

  从财政政策来看，去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仅为1.5%左右，同时，我国仍具有一定减税空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民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投资缺口较大，财政支出需求也较高，因此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仍然较大。

  第三，“新非公36条”细则的政策效应将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近年来，结构性减税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扶持小微企业的系列减税政策今年继续有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进一步推进将使原征收营业税的民间企业享受机器设备和物料消耗两者购进增值税税额抵扣，有利于激励民间投资扩张。

  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显示了中央政府在推进限权改革上的决心和魄力。这次不仅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项目，更具突破性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扩张和新审批的滋长，一刀切地规定了新“两个凡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42个部门的“新非公36条”实施细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激发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

  第四，居民收入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消费保持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特别是酝酿多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出台，将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为扩大消费奠定坚实的收入基础。同时，国务院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完善低保对象认定条件和规范审核审批程序，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有利于消除后顾之忧，增强即期消费能力。

  此外，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快速发展拓宽了消费市场空间，激发了居民消费热情，日益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手段，信用卡消费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占比上升到30%-40%，基本覆盖汽车、安居、车险、旅游、培训、留学、百货等民生领域。

  第五，自贸区建设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加快将有利于外贸稳定增长。目前，中国正与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经签署了10个自贸协定，除与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外，其他9个自贸协定已经开始实施，实施情况良好；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5个。

  同时，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与韩国结束了自贸区联合研究，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自贸区建设为我国2013年外贸进出口提供了更加稳定的贸易环境，有利于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的干扰。

  记者：不利因素有哪些？

  范剑平：不利因素有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投资信心和能力有待恢复。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税负较高等因素不断侵蚀企业利润，亏损面有所扩大，这不利于企业投资资金积累。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调查的企业景气指数去年三季度为122.8，比二季度下降4.1点；企业家信心指数三季度为116.5，比二季度下降4.7点。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望小幅回升，但产能过剩压制了价格回升幅度，企业家的预期能否得到有效改善，是企业新增投资能否较快增长的关键。

  第二，“去库存化”、“去产能化”任务仍然艰巨。我国工业库存、发电量等主要工业产品累计同比增速连续放缓，但“去库存”过程仍未结束。从反映库存水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的增长率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一轮库存调整在2009年8月末达到-0.8%的最低水平，刺激政策出台后在2011年10月末达到24.2%的最高水平。

  本轮库存调整中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在2012年10月末已经降到8.3%，比2011年10月末下降近六成半，但仍高于当月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更没出现库存绝对水平下降情况。“去库存化”不彻底，经济回升力量难以积聚。与此同时，多数制造业的“去产能”任务更加繁重，落后生产能力并没有大规模淘汰，市场没有出清之前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长中短多重经济周期力量交织叠加，决定了企业自主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扩张。

  第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幅度有限。去年4月以来，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好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开发商预期。去年8月，房地产开发多项指标出现好转；但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尚未恢复正增长。今年房地产投资处于景气恢复阶段，开发投资回升幅度有限。

  此外，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2011-2012年已开工1700万套，2013-2015年需完成1900万套，平均每年630万套，新增投资可能低于去年。综合来看，由于房地产调控不会出现明显放松，保障性住房建设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回升有限。由于房地产涉及的产业链条较长，经济与房地产客观上存在较强相关性，房地产投资的表现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回升。

  第四，产业升级短期内仍缺乏新的增长引擎。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峰值，“刘易斯拐点”临近，人口红利开始减弱；随着人口结构趋于老化和储蓄率的下降，资本存量增速开始下降。因此，从经济要素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必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在。

  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虽然部分企业开始更新节能减排设备和用机器替代劳动力，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也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但因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体制激励动力，企业全面的设备更新投资高潮今年难以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升级缺乏新的带动力量，企业仍将承受结构调整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