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幼棣的《怅望山河》

  ⊙禾 刀

  如果说撰写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大国医改》，朱幼棣凭借的是新闻和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经历，那么这本《怅望山河》则更大程度上借助了他的地质专业学识。朱幼棣长期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本书重点关注了汶川大地震、南水北调、新安江水库，以及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的开发建设与环境影响，尤其是努力还原那些被隐瞒或被忽略的重要事实。

  本书开篇，他便提出了一个严肃案例，即违反地质学常识的岷江紫坪铺水库，为什么会建在著名的龙门山断裂带上？其实，不仅紫坪铺水库，如果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影响力巨大，或许早在离其鱼嘴仅1300米处矗起了杨柳湖大坝。四川省文物局一个处长，因为在头一次论证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二次就不让去了”。而按照原来的规划，岷江干流上游拟建7级水电站。

  水电开发，一直被一些专家学者赋予了防洪、发电等太多重大意义，对此，黄万里算得上是专家群体中的一个杰出异数。1955年4月，在水利部召开的规划方案论证会上， “唯一反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黄万里“舌战群儒”，同另外70多名专家争论了7天，结果胳膊没能扭过大腿，工程照旧上马，此后他还被划入右派，备受打击。今天的种种事实，一再印证了黄万里当年的那些远见。回望历史，我们怀念黄万里，又何尝不是万分期待一个秉持科学理念的发展观！

  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研究过程中，并非总是“一致同意”，许多时候并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本着科学态度直陈己见，但这些声音，如同上面那位文物局的处长一样，被各种力量选择性地忽视甚至人为遮蔽。另一方面，一些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层意图的专家学者频频当起了“吹鼓手”，肆意放大工程的有利一面，误导决策层的判断与决策。比如，“现在说到长江上游的输沙量，有6亿吨和9亿吨两种说法。认为三峡水库不会淤积的专家，就采用较小的数据”，这种选择，本来就违背科学原则。

  并不排除有的项目后来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确有学识水平的限制，但也有许多现象确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便将那些最具科学含量的建议筛进了遗忘的角落。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提出：过分围退湖泊将危害防洪大堤。此建议很快被清廷采纳。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开荒与围垦得到鼓励。经过大自然的一再“报复”教训后，还湖还林终于“重出江湖”。按说，已有深刻历史教训，也有科学的佐证，这样的弯路完全应该避免，然而，一些原本匪夷所思的弯路，一再在一批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中，成为我们身边的事实，甚至还成为一些地方“坏事变好事”的光耀政绩。

  一个秉持科学发展理念的社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坏事变好事”，而应尽可能避免坏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唤起社会对科学的应有重视，让科学力量回到应有的社会场域中来。应该说，这一理念并不新鲜，但当这一理念与“唯GDP”论冲突时，科学是否仍能成为左右决策的关键力量，才是衡量社会科学发展的真正素质所在。或者说，当下科学的根本在于学术求真，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学术的充分争论。从个人角度讲，学者必须本着学术原则发表真知灼见；从社会角度讲，必须努力营造包容各种不同科学发声的环境。

  既然谈到科学问题，那么就事论事地看，本书在举证上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作者以核电与水电比较优劣，暗中推崇核电。实际上，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受地震引发严重事故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要么停止，要么缓建了核电项目。

  另外，作者为了证实三峡蓄水对鄱阳湖水位影响极大的问题，重点分析了前几年的水文数据。就此，笔者特意查了2012年的两个数据，一个是三峡蓄水，截至10月30日上午8点，三峡水库水位升至175米，这也是继2010年和2011年后，三峡工程第三次成功蓄水至175米；一个是鄱阳湖水位，江西省水文局测量，12月1日8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12.30米，比2000年以来的10.30米同期多年均值高出整整2米。

  2012年的水文数据结论很明确：即三峡蓄足了水，鄱阳湖并未早早进入枯水期。造成这种现象的例外原因是，江西这段时间雨水较往年此时更为充足。但这也当是科学研究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不是说作者的分析就一定错，而是科学的作风本来就该严谨严谨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