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杰

  劳动人口总量萎缩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据国家信息中心、社科文献出版社早些时候共同发布的《经济信息绿皮书（2013）》，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将于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会逐步下降。联合国人口署基于对未来中国劳动人口的变化情况的预测，提供了高端、中端、低端三种结果。按照其中最为悲观的低端预测，到2100年中国15至64岁人口将比2010年减少73.4%，年均减少1.46%。这样的萎缩幅度和速度倘若成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分析一国人口趋势，一个基本的框架是“生产函数”，即产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函数。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一个生产要素的萎缩可能被另一个生产要素的增长所抵消。针对劳动人口总量萎缩趋势，虽然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国际贸易五大替代机制，但毕竟都有所不足。

  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言，物质资本可在相当大程度上替代劳动力，但对于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55%左右），比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公共管理、文体卫生、教育科研等行业，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非常弱。

  的确，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人口的萎缩，但面临三个问题。首先，人力资本总量是劳动力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乘积，劳动力总量萎缩，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以前拥有的人力资本丧失了价值，提高其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不一定足以抵消劳动力总量萎缩对于人力资本总量的影响。其次，即便人力资本能发挥替代作用，若人力资本增速和以前一样，经济增速仍会因劳动力总量萎缩而相比以前下降。只有当人力资本增速超过以前，才有可能完全抵消劳动力总量萎缩的影响，让经济增速保持不变。最后，国际经验表明，人力资本增速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不少国家人力资本增速很快，但经济增速却很低。比如从1995年到2010年，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的人均教育年限的年均增速高达3%至4%，可经济增速只有4%左右。同期，中国人均教育年限的年均增速为1.8%，而经济增速接近10%。

  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我国存在着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效率提升可以来自技术引进与制度改革，其中技术引进是个自发的过程，难以调节速度，而制度改革的步骤是由政府掌控的，可通过加速制度变革的方式应对劳动人口的萎缩。问题在于，劳动人口的萎缩将会引发规模经济效应的消退，直接降低生产率，并且这可能是个非常长期的现象，而制度改革能持续的时间远没有那么长。此外，很多制度改革从社会、政治等角度来看是需要的，但不一定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经济增长率，反而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我国农业就业人数所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在30%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的3%至5%的平均水平，说明仍有大量低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可供转移，使得可以有效利用的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即便农业就业比重降到15%，意味着有一亿左右的劳动力可转到农村的非农部门或城镇。中国的城镇化率仅50%，远低于发达国家或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不过，笔者以为，我国农业就业比重可能被高估，因为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非农忙季节，农民早已开始从事非农活动；随着进城农民工平均年龄的增大和城镇房价居高不下，我国城镇化水平还可能面临减退的压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水平提升所能持续的时间远短于劳动人口萎缩。

  在面临劳动人口总量萎缩时，可以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进口这类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国外劳动力。但问题在于，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在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需要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往往也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受限于技术障碍，转型不一定能顺利完成，而且过渡时间可能较长。此外，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口将会继续增长，但他们的制度与市场仍存在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不一定能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再加上劳动人口总量萎缩将不仅发生在我国，事实上早已是发生在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等重要经济体的现实，所以不一定有足够的有效的外部劳动力增长来对冲。

  以上分析表明，如何应对劳动人口总量萎缩的趋势已是个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到底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人口政策，既需要高瞻远瞩的谋略，又需要顺势应变的智谋。鉴于生育政策具有很长的滞后性，即新出生人口要过15年以上才能转化为劳动力，因此，留给我们筹谋的时间已经很紧了。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