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德国日前宣布将运回部分存放于美国和法国的黄金储备，撕开了在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连续冲击下，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已变得日益脆弱的尴尬现实。

  回顾新世纪初，全球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期，经济金融一体化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主题。然而，在接踵而来的网络泡沫破灭与危机中，美元、欧元等主流货币的地位急剧衰落，发达经济体之间隔阂逐渐加大，主要央行间的信任开始瓦解。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一体化潮流已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货币金融的战国时代。

  德国运回海外黄金储备，当然是为了增强对德国经济的信心，维持欧元稳定，而从长期来看，似乎也在为潜在的深层危机，甚至是欧元区可能的崩溃在做准备。应该说，柏林的选择，对于全球黄金市场和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策略，都会产生一定心理影响。至少黄金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和储备价值会更受到重视，而美国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再是黄金储备地的无风险选择，黄金储备较多的国家，可能需要更主动和积极的策略调整。诚然，从理论上看，在黄金以记账交易为主的情况下，存放在何处对市场的影响有限。然而在黄金储备空间布局调整的背后，是建立在信心与信用基础上的全球货币体系在渐渐动摇，各国的政策选择逐渐难以用传统思路来预测和解读，这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2012年底中国黄金储备已居全球第六，但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仍有较大扩充空间。虽然并无准确数据显示中国存于海外的黄金储备，但在黄金储备总规模有限，且需积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背景下，中国并不一定需效仿德国。但是，更重视黄金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更有效地应对货币战国时代的竞争，是由此带给我们的有益思考。

  进一步来看，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金融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改变过去的金融被动地位，力争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掌握更多话语权，而且也要打破金融封闭，为融入将来的全球金融聚合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在促进金融国际化方面做文章。

  金融国际化是个双向过程，不仅包括国内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也包括国内金融资本和金融制度的对外输出。国内金融市场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并且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充分发挥“汲水效应”和“洼地效应”，提升金融交易效率。国内各类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虽然规模发展迅速，但结构存在诸多缺陷，新型产品尚未出现或没有形成规模，境外投资人和融资主体非常少，这样的状况显然难以支撑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只有在金融组织、产品、制度方面都有所突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才能真正成为全球金融资源的有效集聚地，才有可能成为各种交易和避险的“圣地”，同样也可能成为跨国黄金储备的选择地。

  之所以许多国家把纽约作为存放海外黄金储备的首选地，除了安全因素，也是考虑这里有最发达的黄金交易市场之一。相比之下，在近两年加强整顿的过程中，国内黄金市场的金融属性始终难以发挥出来。虽然近期银行间市场的黄金做市商机制逐渐显现，但距离国际化的黄金市场还非常之远。在国际上，黄金市场除了现货市场，还包括发达的黄金衍生品市场，以及标准化的场内交易品种和非标准化的场外交易品种。很多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早期都是先做黄金和外汇方面的交易，然后逐步扩展到经营其他金融衍生品。除了交易所市场，场外黄金市场是更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在我国还基本处于萌芽阶段。正如“筑巢引凤”之说，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巢”仍未健全的情况下，既难以构造全球金融的大舞台，也无法在货币战国时代获取更大的国际利益。

  另一方面，无论是要扩大国际金融影响力，还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都需要推动国内金融资本的输出，这也是金融文化与制度的输出。在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基本格局下，从央行历年编制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实际上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的状况。可为什么这种资本流出的影响力微弱呢？不妨从具体的结构来分析。以2010年为例，资金总流出为39976.9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4071.9亿元，对外证券投资没有放开，央行用于配置国际储备资产的对外投资达31934.4亿元，占资金总流出的约80％。显然，由于受到诸多限制，央行主导的资本流出难以发挥更大的市场影响力，而在各国央行的相互信任度急剧下降的今天，这种结构所带来的集中性风险在日益加大。从主体来看，将来理应把输出资本的责任，更多转移到企业和个人身上，尤其是在国外不会受到政治歧视的民营企业。其途径是，应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同时伴随资本项目改革，适度放开对外证券投资。

  对德国运回黄金，嘲讽者有之，疑虑者有之，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在金融秩序丧失的动荡年代，不能再迷信别人的权威，而应充分练好金融“内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调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