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财政”，如能聚焦在给企业减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资上，把虚拟经济因“钱多”而造成的泛滥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部门，那就会大大缓解中国经济下滑的风险。至于暂时造成财政平衡的压力，也完全可以站在“跨期平滑”的视角上解决。

  面对2013年依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宽财政、稳货币”的调控战略。这一政策组合，恰好与今天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宽货币、紧财政”的政策搭配形成“互补”。在我看来，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组合，反映了尊重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着力确保央行货币政策中“稳物价”的独立性以达到未来价格的变化能正确反映市场健康的供求关系的努力，而不再是牺牲效率去片面追求发展。否则，在发达国家不断超发货币的复杂环境中，因为地方政府可能再次出现投资“错位”和“越位”的行为，将会使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实体经济部门“钱荒”，虚拟经济部门“钱多”并存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这是因为，一方面，欧美国家短时间还难以形成由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增长，他们着眼点因此还是放在摆脱失业、债务和负资产状态的目标上，现在投放的大量货币主要用于支撑财政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增强资本市场价格修复所需要的流动性，根本不能保证大量资金是否能流进实体经济——以支持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企业所投入的创新类资本。于是，在现有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投放出来的资金大量流向稀缺资源市场，追求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这里的前提条件是，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可能是拉动投资的主体，他们这种不计成本的“刚需”投资，恰恰会助长全球金融资本“搭”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去投机套利；而市场经济主体在全球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环境下，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高成本负担，会渐渐退出他们擅长的实业舞台，甚至少数企业家也会一起加入到根本不擅长的“以钱养钱”的高风险快节奏的赚钱行列中。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资本一直在觊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机会。在这些金融资本看来，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多，追求财富的动机旺盛，但危机时期投资渠道却偏少，所以，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资，催生泡沫，这是外来投机资本获利的绝佳环境。而且，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也使得政府往往在短期会主动纠偏，这就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顺势而为，渔翁得利，从而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还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损失会引起政府的同情，转而想方设法通过救助来获取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海外游资套利的一个很大诱因。未来，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放任外汇占款，就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发行的力度等数量型对冲外汇占款的方法，则会催生灰色高利贷市场的膨胀，反而无法起到抑制游资流入的目的。尽管目前在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中国增长减速”等负面叠加效应凸显时，避险情绪笼罩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债市的泡沫暂时承担了今天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风险。但是，一旦今年不确定的局势明朗后，外汇占款又将挑战中国为达到“稳货币”目标而采取的被动应对方式。

  此外，中国自身让货币飞速增长的内在因素也不少。比如，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投资，一旦债务遏制了银行的流动性，那么，政府最终还是会大量投放货币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另外，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改善民生所增加的财政开支，无法通过社会资金的参与来实现，那就很有可能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实现。这样一来，中国M2与GDP之比将会不断扩大，这非但不代表金融深化的程度，反而是潜在的流动性泛滥程度的真实反映。再者，如果2013年启动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的膨胀，那么，由此带来的金融体系流动性恶化的格局也会逼迫央行事实上只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造成通胀和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结果。这一点，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状况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泛滥并不一定就马上与他们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联系在一起，而是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巨大麻烦。

  当然，“宽财政”的做法，如能聚焦在给企业减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资上，而资金来自于政府有效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把虚拟经济因“钱多”而造成的泛滥资金引导到那些闹“钱荒”的实体经济部门，那么，企业成本的下调和消费者休闲支出的增加，就会大大缓解中国经济因外需萎缩而不断下滑的风险。至于暂时造成财政平衡的压力，也完全可以站在“跨期平滑”的视角上加以解决，即用明天经济繁荣时的税收增长来弥补今天财政收入减少。不管怎样，我们千万不能效仿欧美日，用今天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平衡当前财政收支的失衡状况。

  概而言之，2013年中国想要达成“稳货币”的状态，就必须强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而不是过度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而且，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量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反过来，如果金融服务能力不到位，城镇化建设还要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不仅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而使企业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居民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如此，不愿消费和实业投资所造成的实体经济部门“钱荒”的现象，就必然和抗衡通胀风险、追求金融投资高收益而集中在虚拟经济部门的“钱流”现象，一直共存下去。那就会是一种极为糟糕的局面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