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表面看,无论刚落幕的有着安全领域“达沃斯论坛”之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还是上月27日闭幕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乃至更早前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均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因素,由此产生了关于中国发展的激烈话语交锋。这既体现了中国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话题引力,也反映了一向优越感强烈的西方急于想弄明白中国究竟会在全球经济与安全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心理。
不过,细究起来,不论在上述这些全球性论坛上如何受到关注,中国始终是作为参与主体或曰议题涉及主体而非设计议题的主体出现的。事实上,在包括IMF、世界银行、G20等当今全球性经济治理平台中,中国的行为空间往往被局限于西方设定的框架内,甚至要在这个框架内向西方解释为何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威胁。
所以,迄今依然掌控全球经济话语范式并紧握经济秩序主导权的西方,尽管乐见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决不轻易让中国成长为独立于现行体系的强大经济力量,进而试图影响乃至改变全球既有秩序框架;而总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下,在中国金融力量工具尚未发育成熟前,尽可能让中国多分担全球经济失衡的成本。甚至利用极为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向中国转嫁经济与金融危机。事实上,连西方也承认,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在2008年率先启动的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方案向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一剂大当量的强心剂,是中国以增持美债或不抛售美债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表达了对美国经济的实质性支持,而自身却忍受着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储随时可能缩水的煎熬。中国换来的只是在IMF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的适度扩大,而这并不影响美国的独家主导作用。至于中国极为看重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承认,美国一直未有实质性松口。
如今的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用糟糕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除了有“莱茵模式”之称的德国经济整体上还算健康之外,其余大多病得不轻。照IMF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日本为1.2%,英国为1.0%,欧元区则为-0.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高达5.5%。发达国家推行的损人并不真正利己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其普遍陷入了所谓的“抑制型萧条”(contained depression)。因为饮鸩决不能止渴,没有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单靠超发货币,除了换来资本市场的表面繁荣并制造财富大转移之外,留下的大规模赤字是不可能人间蒸发的。由美、欧金融资本幕后主导,政客和财经官员们一手制造的假性复苏,只会延长世界经济的寒冬期。
只是,早已力量使用过度的西方国家依然无视全球经济与金融力量转移的现实,而是尽可能利用他们掌握的经济与金融话语权,一再透支既有秩序红利。当前严酷的金融生态以及全球经济依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表明二战以来作为全球最主要增长动力与稳定器的美国,已越来越不可能将人类经济发展引领到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里。国际金融秩序变迁亦处于极为微妙的时期: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与有关国际组织检讨现有金融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弊端,并推出负责任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会尽力拖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于是,尽管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设计与秩序的重建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但在诸多约束条件面前,全球经济治理也一直难有实质性进展。
在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中一向维持高水准的西方,如今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之后的话语权诉求,其策略应对是:拖延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改革,强化金融力量工具,紧握话语范式不放松。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早就指出的,对富国来说,承认地缘政治影响将像为挥霍浪费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全球经济实力向东转移已经成为政治演讲中的老生常谈,可对积累了300多年经济优越感的西方大国来说,是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发育成为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另一股力量的,也不能让中国等国挑战现有的标准和规范,而是要按西方设定的框架将新兴力量吸收进类似的国际论坛和机构中来。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允许中国在其设定的秩序框架内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决不允许中国带头挑战美国一手主导建立的机制化霸权。只是,连西方有识之士如今也警告,西方不能再认为全球秩序将根据他们的想象重新确立。美欧轻而易举把持全球政经和文化霸权的时代正在结束。
中国在迈向全球性的工业与资本强国过程中逐步谋求与自身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既是国家张力的自然延伸,也是向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正能量”的常态性体现。西方国家若无视全球经济与金融力量转移的现实,再紧握全球经济话语范式主导权不放,只会加快范式的变革。
中国今天可以做的,既要利用现有秩序框架积极扩充自身的话语权,又要基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形势,以打造战略性人才为牵引,加大对全球经济话语范式转换的研究,凝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尽早拿出全球经济治理的前瞻性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