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潘启雯

  在国人的记忆中，自1949年以来似乎没有过经济危机，最多只有“经济波动”。但“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中却认为，当代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先后有过八次，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

  按温铁军的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当代60多年历史中，发生了四次外资引进，每次外资运作的内容和结果都类似——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伴生两次经济危机：第一次，在1950-1960年期间，因前苏联连续投资和单方面骤然中止投资而导致经济先高涨后下滑，造成1960年和1968年先后两次赤字和就业危机。第二次，因西方设备技术及服务代价高昂而造成了1974-1976年、1979-1981年的两次赤字和就业危机。第三次外资引进与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同步，中央政府在还债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对外开放，造成1988-1989年的滞胀型危机和1993-1994年与三大赤字同步发生的通胀和失业率高企的经济危机。

  这几次危机虽都和“引进外资”或“对外开放”有紧密关联，但主要起作用的因素是国内财政、外汇和金融领域的赤字，基本上还属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因而，1997-1998年和2008-2009年发生的两次危机，受外部危机环境影响突出。所以，后两次危机属于全球化条件下的“输入型”危机。

  从中国历次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可清晰地看到“三农”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担当了重要的载体作用，应是中国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的内因之一。

  由此，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提出了一个多年研究的成果——“成本转嫁论”。他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次又一次让位于国家利益和城市利益，背负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而甚少享受改革带来的福利，一次次承载了改革的风险和摊派的任务。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是中国下一步城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其实，“成本转嫁论”是温铁军归纳当代中国八次经济危机的分析工具。在据此展开的资料分析中，他得出两个判断：第一，后发国家如果真要以发达国家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以同样条件“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如果没有，则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第二，核心国家应对全球危机仍将延续向其他国家转嫁制度成本的制度路径。这是一般后发国家堕入发展陷阱的成因。在这样的国际制度环境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未通过殖民化对外侵略扩张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内向型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只用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难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理论创新之精确、抑扬之大胆，可谓得未尝有。

  为了更为全面地阐释这个在“批判政策学领域”推出的创新理论，温铁军在借鉴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和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打破理论界的派别分野，使用政治经济学构建分析框架并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作为辅助分析工具，试图让“成本转嫁论”成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理论工具。

  在温铁军看来，中国历次经济危机都把农村作为经济实现“软着陆”的载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2.4亿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全国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内部化消解严重负外部成本的回旋余地，所以农村能成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蓄水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除了狭义的农业劳动，还可参与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庭和村社内部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当然，资源极度短缺或条件极为恶劣地区除外。

  诚然，这并非温铁军的一家之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对比了中国与苏东各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后，认为苏东国家在改革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由此产生了社会结构变动的瓶颈和整体刚性，而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空间，在基层还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南开大学教授景维民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指出，虽然很多人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以来提高地方财政权力的“分权化”改革，但分权本身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造成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另外，“三农”学者孔祥智的研究也表明，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60多年来，农民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多达17.3万亿的资金。

  温铁军进一步观察发现，因为有了2003年的“三农”新政和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政府直接向农村大规模连续投资数万亿，才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农村成为投资和内需的重要领域，并得以成功抵御2008年引爆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不过，鉴于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加上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三农”对当下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急剧减弱。与此同时，仍带有传统经济基础特性的“三农”领域，一方面确实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女性化日趋严重而缺乏基本发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观上“亲资本”的行为之下也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另一方面，已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在客观上使政府有了采取“亲民”政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至于能否由此形成出“机大于危”的中国经验，政策如何取舍至关重要。

  为此，温铁军建议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三农”政策重点放在两处：第一，主动放弃源于过去资本极度稀缺、数量型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要以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第二，在国家投资向“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在构建新农村和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机构的同时，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使其既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又能通过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而惠及大多数民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可以视作未来中国“三农”政策不断向积极方向改善的有益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