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步拉美与东南亚国家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已成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至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已逾6000美元。世界都在看着中国能不能跨过这个坎。

  我们可用生产函数的框架来分析。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因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又分为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凸显的是资本、劳动力几大传统动力：高储蓄率支撑了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一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抚养比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另外，中国经济在两个层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一，过去30年的每个十年间，都出现了一次重大制度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九十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新世纪初的入世。这三次制度变革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可享受后发优势。

  然而，所有这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都呈现出衰竭之势。从资本因素看，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接近50%，继续上升空间有限，且目前很多制造业部门与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都已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继续扩大投资的潜力不大。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难以继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从劳动力因素来看，计划生育的正面效应渐渐正让位于负面效应，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化，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基本结束，劳动力市场上已开始面临供给端约束。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重大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随着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方面所能享受的后发优势也已相当有限，且发达国家已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频发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以为，还需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在资本层面上，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相当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上，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力可挖。其一，目前存在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其二，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通常，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因此，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更进一步讲，考虑到目前很多高利润率服务业部门都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因此，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

  在劳动力层面上，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为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可考虑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需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尤其是应重视职业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系的发展。为了激励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应尽全力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状，尽早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并通过各种措施努力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努力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