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岛国出了乱子往往很可怕。不列颠和日本都是岛国，他们疯狂的时候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今的欧债危机也是岛国当先，继冰岛、爱尔兰之后，突然间塞浦路斯又出大麻烦了。为救助希腊债务危机，塞浦路斯把庞大的银行存款借给希腊，如今希腊无力偿还，背上巨额债务的塞浦路斯银行被逼到了绝境。火烧眉毛之际，塞浦路斯政府提出向各家银行的储户征收重税。

  这是一项世界金融史上的革命性举措，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通常，即便是银行资不抵债了，会要求股东和债权人承受损失，但塞浦路斯这回却是要储户做出牺牲，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打破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条不成文规定：政府不会让储户血本无归。即便对筹款担保做了上限规定的美国，在实际操作中也是要力保储户全身而退的。所以，征税消息传出后，塞浦路斯全岛沸腾，全民群起而攻之，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以民众的激进对付政府的激进。而塞浦路斯的银行则已吓得不敢开门，生怕储户挤兑。

  由于金融秩序大乱，塞浦路斯需要大约170亿欧元才能渡过这次难关。但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商后认为，塞浦路斯只能承受100亿欧元的债务，如果塞浦路斯政府无力另筹70亿欧元，欧盟就不会发放贷款，于是政府方寸全乱。就想从银行储户身上拔毛，搜刮58亿欧元，近于明火执仗抢劫。

  塞浦路斯的危机告诉世人，资本市场无小事，紧要关头，政府是会肆无忌惮的——诗意说法是“事到万难须放胆”。

  但塞浦路斯立法机构不同意，他们另推出了一个方案，包括四项内容：第一，设立团结基金，统一调动和使用国家可以掌握的资产，包括国家所掌握的退休基金；第二，将问题银行一分为二，正常银行与坏账银行分开；第三，存款在１０万欧元以上的储户可能在劫难逃，还是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第四，采取资本控制措施，以防资本外逃。

  很清楚，塞浦路斯立法机构的立场是，即便是共赴国难，也还是应当有贫富之分，富人应当多出钱。是的，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决策涉及全民或多数公民，应当由立法机构同意。至少塞浦路斯做到了这点，肯定并验证了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塞浦路斯的债务风波，也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还提醒世人，离岸金融中心发生的事都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问题。塞浦路斯是国际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其银行的危机因此而起，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原本各有分工：英属维京群岛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里注册的公司的许多股东是中国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则是拉美人秘密存款的地方；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塞浦路斯则是所谓的避税天堂，特别是俄罗斯人的避税天堂，很多俄罗斯人在此存款避税，其存款金额据悉可达30亿欧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实际是向俄罗斯储户挥刀。于是，普京总统直接发话，指责塞浦路斯的做法不公平、不专业。

  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显示，资本市场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细究起来，塞浦路斯政府敢向储户征收存款税，也是得到了欧盟的授意和胁迫的。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不愿意为俄罗斯储户买单。在很多时候，在资本市场也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当然，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俄罗斯富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已向塞浦路斯提供了２５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撑塞浦路斯银行，但其受惠者自然是那些俄罗斯储户，而并非俄罗斯国家。

  资本市场的批评者和叫好者几乎都同意，资本市场必须公开、公正和公平。我们称其为“三公”原则，并将其写进了《证券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三公原则，有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雅意。美国证券法的披露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与我们的三公原则表述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三公原则的成立，依赖于一个重要假定，即，资本市场是可以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但塞浦路斯以及其他离岸金融中心的表现恰恰证明，资本市场根本无法做到公开、公正和公平。资本权贵就是可以在离岸金融中心停泊巨款，注册公司（除避税之外，还可以隐瞒股东身份）。说得更露骨些，离岸金融中心就是法律允许的藏兵洞，可以埋伏神兵千百万，神出鬼没，以一当十，克敌制胜。而这种信息不披露又是为各资本大国所认可的，因为政治、金融权贵都需要这些藏兵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三公原则。这次塞浦路斯的危机暴露的真相是，在西方资本市场，三公原则是无法实现的、误导投资人的崇高理想。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还凸显了一个事实：银行坐大，后患无穷。塞浦路斯的银行资产太大，银行不出问题，国家要被绑架；银行出问题，国家就更会被绑架。

  银行理当是社会的后台，银行理当回归到社会的后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