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经济问题研究到相当的深度，总会归结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转化为哲学问题，最终哲学问题本身又与宗教问题几乎难分难解。”这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和文化批评家、新人文主义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壁德在其收山之作《民主与领袖》开篇就给出的结论。

  作为思辨性逻辑的哲学，当然不像应用性学科那样具有直接的实用性，却在深层次决定着人们的观念体系和理论信仰，而后者直接决定着作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合乎理性的政治选择，从而决定着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构建与框架，有着迥异的经济机制和绩效水平。这对近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有深刻而真切体会的。

  如果对基督教信仰的变迁没有起码的了解，你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世界的哲学、政治和经济演进的。其实，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认识亦是如此。如果不能对先秦时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奠定的儒学变化轨迹有所了解，你同样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政治，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至少是西方世界第一本较为完整论述政治问题的体系化学术著述中明确指出，政治学是最高层次的学问，相比之下，经济学只是“理财术”而已。亚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到了政治至少相比经济更加靠近哲学和宗教。真正的政治，其实就是韦伯所讲的一套合乎价值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沉溺于目标与手段的合乎目的理性的权衡。否则，就将政治和行政混为一谈，矮化了政治。真正的政治家，是一套价值理性选择的秉持者，有着其特定的信仰。如若不然，那只是政客、官僚和投机者。依此来看，尽管世人对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有着很不同的评价，但不得不承认，她也许不一定是白壁德意义上的领导者，却是有着特定价值信仰的政治家。

  在白壁德看来，现代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政治与哲学，源于为了摆脱中世纪教会统治及其蒙昧主义而兴起“自然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典型地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培根那种意欲控制自然秩序的功利性科学主义；然后体现在意欲改造和把控人类秩序的功利性政治哲学层面上。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功利性、实用性和无限扩张性，体现为感知欲、知识欲和权力欲恣肆放纵的无节制。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所谓“自然状态”，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那里，既有相同也有着不同的预示。对于霍布斯来讲，意味着“自由、平等和战争”，对于洛克，则意味着“自由、平等和理性”，而到了卢梭那里，就成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并直接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不同之处由战争到理性再到博爱，最终演变成了卢梭田园式浪漫想象的投射……不加限制、不加选择的情感放纵式的人道主义，赋予了自然主义一种长驱直入的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或者煽动力，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指导，其对世界影响也一直延续至今。

  可以这么说，两百多年来，培根式自然科学性人道主义与卢梭式自然情感性人道主义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一味追求对外在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索取与驾驭。尤其是，卢梭将古典精神那种强调在个体内心与恶的斗争扩展到了社会层面，认为自然状态的个人是善的，社会是恶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变坏全是社会造成的。于是，无论在自然面前，还是在作为人类秩序的社会面前，个体没有了内在生命的控制，全部依赖外在控制，甚至外在约束也被当作障碍而踩在脚下，人们没有了节制，没有了敬畏与谦卑，只有无限扩张。似乎只要取得对自然的进取和控制，取得了对人类群体的支配与领导，获取了某种程度的功利性物质主义进步，就是一种胜利和成功，至于个体内在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或者有无道德构建，都已无关紧要的。

  就经济社会的治理而言，制度是重要的，说“为政在制度”没错，但若一味依赖法律和制度，凡事唯制度而论，完全的制度主义，则恰恰是只依赖外在控制而放弃个体内在生命控制的体现，就好像一边说着环境脏乱差却一边随地吐着痰骂着人一样。讲“为政在人”也对，但如果一味强调道德自觉和修养，一切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企望人人特别是当政者是纯洁的圣贤，那就不仅未免太过虚伪而自欺欺人，也恰恰是只仰仗内在控制而忽略在控制的体现。

  健全的或者人文主义的当政和治理理念，应当是“为政既在制度也在人”，体现出内在生命建设与外在制度建设相结合相协调的格局，以此确保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法律的自由，也是一种基于道德努力的自由。

  概而言之，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当今，我们在经济社会治理中更需要强调的是节制和谦卑，在发展中更应当寻求的是一种吸纳了古往今来全人类经验的人文主义标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