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章

  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债务经济既为政府推动经济刺激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尤其是对于债务红线。近日，因被同行指出在数据处理中“使用错误数据和Excel统计公式导致错误结论”而备受争议的“紧缩政策”教父、教母——哈佛大学肯尼思·罗戈夫教授与卡门·莱因哈特教授，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为紧缩政策辩护。

  债务是连接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通道，这一指标既有经济意义又有金融意义。在全球各国进入到债务经济时代，债务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政府债务的扩张更为担心。

  政府高债务究竟是如何演变的？肯尼思·罗戈夫与卡门·莱因哈特这两位经济学家2010年发表研究称，过高的公共债务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还专门给出了一个数据：90%，即“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达到90%是个临界值，若高于90%，经济增速就会骤降”。

  对于高债务能否刺激经济复苏的争议，也引发了全球各国政府对于经济政策的摇摆。尤其在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政策制定者的态度近来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最近意大利总理莱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便共同呼吁，当前欧洲经济政策重心应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而非紧缩。欧央行5月2日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25个基点至0.5%，并表示“已做好了隔夜利率降至0以下可能的准备”，由此便被市场认为解读为是欧盟转向寻求刺激政策的新注释。

  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债务货币化。从全球角度看，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已上升到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安全政府”都相继失去AAA评级，当前最高主权评级阵营里的发达国家为数寥寥。随着美国新的财政赤字连续超过万亿大关，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飙升至16万亿美元，而摆在白宫面前的财政悬崖还只是冰山一角。近十年来，美国债务总规模翻了三倍。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亿美元新债的速度增长，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会在2015年突破20万亿美元大关。

  在发达国家缺乏经济有效需求的背景下，有人提议反思90%红线，进而为财政宽松政策放绿灯丝毫不足为奇。财政经济学不只需要计量的经济学，更是牵扯多方因素的政治经济学。但从全球范围看，难有数据说明债务风险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相关性，经济增长放缓与债务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债务危机临界点“一刀切”的做法未必可靠，而当前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风险高度交叉传染，压垮一国经济的未必是财政危机，塞浦路斯公共债务占G D P的比例不足86%，但却被金融泡沫压垮了脊背。

  事实上，全世界把债务经济做大到极致的莫过于日本，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在2012财年末高达236%，扣除金融资产后的净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也高达135%，均位居发达国家之首。显然，日本财政早已陷入"高危禁区"。与南欧高债国的政府债务由其本国投资者持有的比重普遍在六成以下不同，日本且政府债务大部分由国内投资者所持有，所以受外界的因素影响较小。这也说明红线的成立条件有待于检验。

  虽然从历史上来看，美英等国都有成功化解债务压力的经历，但是这并不代表主动高债务杠杆的合理性，高债务对任何国家都是个痛苦的经历，没有国家会为了经济增长潜能而人为抬高债务。

  纵观当前的主要债务国，经济增长率远低于融资利率，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迫切要求债务清偿，过度负债条件下，遇到外部冲击后，债务与紧缩相互作用，产生导致经济循环下滑的机制。尤其是全球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各种资源能源成本急剧攀升的背景下，政府提升债务的能力非常有限。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系统性失灵的风险在加大。当债务绑架经济之后，即便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刺激措施，也只是缓兵之计，很难彻底逆转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也不利于经济走向复苏。

  实际上，实现经济增长潜能的是高债务倒逼经济社会制度良序的构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在分析经济变迁过程中所说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类的知识存量和激励相容的社会制度，是人类近200多年经济增长绩效高于人类之前经济绩效总和的关键所在。日本通过长达20年的债务扩张而没有实现其经济复苏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政策的保守，导致其社会人口无法实现正常的延续，而其产业结构的空心化造成新的产业无法满足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发达国家继续为刺激经济而对债务悄然松绑的时候，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隐性风险上，投资冲动不断侵蚀其他的发展基础，把控债务风险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尤其对于经济转型发展而言，政府减债的空间相当有限。而债务风险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更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金融网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