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懵懂少年，到富甲一方；从“洋人的奴隶”，到独立商人；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徐润用16年时间，完成了梦幻般的华丽转变

  ⊙杜博奇 ○主持 于勇

  人生如弈，充满变数。可惜，大多数人只在无常世事和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终究湮没无闻。只有那些朝着理想的高地蜿蜒挺进的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平凡，在历史上赢得一席之地。

  1852年2月12日傍晚，伴着英国轮船的汽笛声，徐润踏上吴淞口岸。这个15岁的香山少年在四叔带领下，穿过大上海的繁华与喧闹，来到夜幕下的外滩14号，推开了宝顺洋行的大门……

  徐润出身买办世家。清末买办之盛，以香山为最，而香山买办风气之源头，便是始于徐家。徐润伯父徐钰亭是香山买办的先驱，他早年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广东英语”，协助宝顺洋行在中国丝茶市场打下半壁江山，自己也从中发了大财。巨大的财富示范效应在乡间引起效仿的热潮。一时之间，香山子弟均以买办为人生正途。徐润的四叔也投身其中，成为这个家族的第二位买办。当四叔把徐润领入宝顺洋行时，他的伯父刚升为宝顺洋行总办，“总理行内办房事务”。少年徐润将伯父视为榜样，开始了在宝顺洋行长达16年的买办生涯。

  人人争做买办，无非看重买办的两个好处，一曰财，一曰势。买办被认为连接中西的“轮轴”，着他们收购丝茶，销售鸦片与纺织品，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意才得以转动，他们也因之享有莫大的特权。买办的每月开支及“一切出入统属权衡”具归洋行包办，按月领取固定薪酬之外，还可从每项生意中提取大笔佣金，所得余款甚巨，“故皆衣服辉煌，起居阔绰”。作为洋行的“土著代理人”，买办亦受条约保护，置身于清朝法律之外，“非洋行大班签字法庭不能逮捕”。因此有人感慨：“那时一当买办，便可招摇摆阔，气焰之大胜过道台”。并非言过其实。

  但买办并非人人可做，最大的障碍是缺乏门路。一个信誉良好的引荐人，可以成为新人入行的有力担保和可靠向导。徐润凭借家族关系进入宝顺洋行，生存下去却只能依靠自己。

  初入洋行，徐润是地位最低的学徒，“黎明即起习字数百”，接着向人学习算术和丝茶生意诀窍，凭借刻苦勤奋获得飞速擢升。1861年，徐润步伯父后尘升为宝顺洋行总办，“行中之事，由其一手做去”。这是华人在洋行晋升的顶点。这时候，徐润入行不过9年，还是一个24岁的青年。

  徐润并未满足于“身着蓝绸长袍，头戴黑瓜皮帽，一边喝茶，一边不慌不忙谈问题”的悠哉生活。为洋人做事的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展开了自己的商业活动。凭借买办的丰厚收入和生意网络，徐润开办多家商号，从包办洋行丝、茶、棉生意中赚取差价，大获其利。徐润独资或参股大量茶庄，推出“怡兰”、“祥记”等一系列响亮的品牌，足可影响茶叶行情。与此同时，他还与人合伙开办钱庄，并投入重金，在上海购置地皮和不动产。当1868年宝顺洋行歇业时，徐润已经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地产大亨”，个人资产也达到了百万级规模。

  道格拉斯·埃弗里特说，“有人活在梦幻世界中，有人直面现实生活，还有人将其中一种变为另一种”。从懵懂少年，到富甲一方；从“洋人的奴隶”，到独立商人；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徐润用16年时间，完成了梦幻般的华丽转变。而人生更大的蜕变由此降临。

  1873年，受李鸿章之邀，徐润与挚友唐廷枢入股轮船招商局，分任会办和总办，唐廷枢统筹全局，徐润享有实权，“银钱俱归调度”。此时，创办不满一年的招商局在创始人朱其昂的领导下正举步维艰。徐润大力革新，制定章程、引入专才、明晰责权、强化管理，为招商局注入现代化企业的血液，一扫朱其昂时代陈旧低效的官僚企业作风，面貌为之一新。

  总办宝顺洋行的经历使徐润汲取了西方的商业理念和管理经验，超越本国民间商人“买卖人”的局限性，这是其入股招商局的关键；招商局这个平台反之亦推动了他的前进，令其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蜕变为产业资本家，一身挑起民族经济，不再是为洋人效力的买办，也不再是那个四处投资、极力赚钱的商人。依托招商局，徐润将保险引入航运业，开中国近代保险业之先河。他参与勘探、投资创办的10余处矿产，更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工业基础。

  可怜大好时光，总被东风惊散。身处招商局这个是非之地，徐润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力斗争之中。

  与盛宣怀的敌对关系，致使徐润两次被排挤出局。这期间，个人恩怨甚至影响到徐氏自营事业。1883年上海金融恐慌，盛宣怀趁机发难，徐润毕生所积几乎毁于一旦。后来勉励支撑，东山再起，建书局、创袜厂，大多辛苦维持，以至于晚年郁郁寡欢，最终客丧上海。

  人事从来纷纭，商业进取的雄心总被现实羁绊；权力斗争的漩涡，造就的又何止徐润一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