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

  两大国际财会机构近日给出了两份一喜一忧的中国商业银行运行状况报告。由安永公司（E&Y）给出的报告反映今年一季度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比去年上升了24%，并认为在网络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方面仍有巨大增长空间；由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wC）做的报告则反映了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截至去年底，排名前十位的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已达4865亿元人民币，比2011年增长了29%！起初，我还对普华永道报告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很快，银监会最新报告证实了其真实性。银监会的更新数据是，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已达5265亿元，为4年来的最高峰。

  不良资产历来被视为商业银行大敌。由于历史、体制、管理等多重因素，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比一直很高，因此在2000年前后实行了两次较大规模不良资产剥离。但十多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据普华永道的报告，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甚至在5%至7%，这一点都不奇怪，十几年前我在商业银行工作时就遇到过此类情形。

  “剜疮式”治疗已被证明无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目前有两种看法：一是继续挖掘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这实际上已是炒了不知多少遍的冷饭了，总想着怎么剜疮，肯定不能从本质上康复；二是“坦然”面对，认为十几年的经历似乎告诉我们这是个无所谓的问题，金融危机后一些美国商业银行因不良资产而破产却并未冲击实体经济，更坚定了这种“无所谓论”的信念。

  暂且不说该如何评判这两种观点，先把目光移向另一篇关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报告。对中间业务，起初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型业务来理解。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间业务的地位已有了巨大变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俨然成了现代商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分水岭了。以美国五大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现代商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70%以上。而我们由于始终强调商业银行为社会融资的职能，因而一直以存贷利差为主要商业银行的生存根基。

  假如单一考察现代商业银行和传统商业银行，似乎并不能体会到其对经济社会的意义差异，但当我们从宏观经济总体层面来考察这两种金融形式时，就能发现期间的差别。一个稍显极端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美国小型银行（其实也是典型的传统银行）因不良资产上升而倒闭，但并未影响美国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原因就在于，社会资金的需求主要由债券市场来解决，商业银行并非融资的主渠道。所以，绝不可因此得出结论说，美国商业银行因资产质量下降而倒闭并未影响实体经济，进而由此推导出中国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也不会殃及实体经济。实际上，同等情况如果出现在中国，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美国倒下去的那些小银行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小手指。同时更应注意的是，像花旗之类代表现代商业银行的所谓美国“五大”在金融危机中无一受损，原因同样在于这些银行并不以借贷业务为主，因而即便出现一定违约比例，也不足以动摇其资产质量。

  而在中国，即便金融危机没让任何一家商业银行倒闭，整个经济社会的流动性仍然出了问题，尤以中小企业融资最为典型，以至于我们甚至不顾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一味地呼吁他们履行社会职责，向中小企业放款。直接结果就是，自去年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上升。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循环圈：基于传统商业银行必须承担社会融资义务的认知，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商行承担了系统风险溢出；而当经济复苏时，商行又失去了获得高额利润的机会，继续把资源用于承担社会融资义务上。就好像商业银行向社会卖出了一个跨式期权组合，只有当经济平稳时才能获得有限的一点收益（这与其承担的风险是不匹配的），一旦波动放大，商行就要承担巨额损失。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值普遍偏低的原因。而且，一旦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社会舆论往往忘记了当初一再呼吁商行释放流动性的情景，反过来一味指责银行本身的问题，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商业银行首先在经营理念上追求转型，加大中间业务比例，把融资职能交给债券市场；精简自身机构，把精力和资源放在无风险（或者低风险）收益的中间业务上，向社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但遗憾的是，要达成这两条，目前都还不具备条件。首先是债券市场欠发达，而且市场制度也存在严重问题，最典型就是“一朝三宫”：上市公司发债由证监会审批、非上市公司发债要发改委审，银行业发债则要银监会审。这种多元化监管体系不仅在市场效率上阻碍其发挥作用，也束缚了债市的发展。唯有变革这种格局，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转型才具备基础条件。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