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达699万人，创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十年前的200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为212万，当2009年毕业生数量突破600万后，十年高校扩招的后果终于在今年达到了小高潮。正如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所警告的，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中国面临空前挑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个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度敏感的社会性难题。以高校密度较高的京沪为例，截至5月1日，北京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3.6%，上海教委提供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10日，上海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44.4%，比去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

  改革是要有成本的，社会转型也是有代价的。

  这些年来，一方面是我国正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大量技术工人的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要求严重侵蚀了所谓“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宝贵的人力资本由于种种原因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脱节，造成大量的错配和浪费。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如果说弃旧从新，实现经济模式转换，会导致机器的重置，资本的重新积累等社会资源浪费的话，这些损失和人力资本的损失还是无法比较的。青年一代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我们能不能在未来几十年保证中国宏观经济稳中有进地向前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资源。让大学毕业生尽快地融入劳动力大军之中，保障青年人的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久发展的重要基石。要想有效地吸纳这些新增劳动力，则需要经济蛋糕的进一步做大。换言之，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既要强调“调结构”又要注重“保增长”的根本原因。

  回过头来看，通过保住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市场也是2008年我国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重要理由之一。笔者无意讨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是非功过，只是想说，保持经济增长来实现经济转型的平稳有序无疑是经济发展成败与否的关键。根本无法想象，一个青年人无法充分就业的社会能有序实现社会转型过渡。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和劳动力制度的僵化导致青年人失业率过高，已严重伤害了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并给其通过财政紧缩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阻力。事实上，欧盟对于继续严格执行紧缩政策的强硬立场已发生了微妙转化，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欧洲央行的官员，都已明确表示仅靠严格的紧缩政策，是无法把欧洲拖出经济衰退的泥沼。而美联储衡量经济是否重回内生增长的标准更是严格紧盯失业率数字，一再表示只有当失业率低于6.5%之时才会考虑停止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为了保增长而增长，更不是把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作为一场运动来搞“一风吹”。那样的话，不仅无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过剩产能和宝贵人力资源的浪费。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定不移地“稳中求进”，把工作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之上。因传统行业的缩减而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需求下降，无疑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之一。对此，出路只能是快速修正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专业结构和社会再培训体系。无可否认，这些措施本身发挥作用也需要时间，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可这是我们非得承受不可的代价。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青浦区城管招聘面试中出现了2名博士，119名硕士的豪华阵容。其中不仅仅有来自“211”的大学毕业生，还有来自复旦、交大和浙大等“985”高校的毕业生，更有留学英国归来的硕士。笔者绝无小看城管职业之意，将此作为问题提出来，只是想提请社会各方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冲击公务员考试的现象？名校生何以如此热衷得到一个公务员身份？

  依据经济学的基本理念，经济人的理性思维会驱使他们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真想改变大学毕业生对于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厚爱”，真想让更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回乡创业，选择到祖国的中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和兰州）去干出一番事业，就不能不从制度变革上动真格，从根源上化解垄断国企，公有经济，公务员群体相对于社会其他行业过多的优势。不断在前进道路上释放制度红利，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果的成绩的主要原因。现在到了在历史新阶段释放新的改革红利，在基本利益保障上给予志存高远有更高理想的青年人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笔者因此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公务员制度改革，减员增效，废弃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降低垄断行业的行政审批门槛上早日取得成效，为非公部门创造更多增长机遇，那么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