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屈红燕 刘伟 ○编辑 李剑锋

  仅万福生科投资者补偿基金和监管部门的罚没，已经让平安证券付出了接近4亿元的直接成本，如果加上商誉、暂停保荐资格、人事动荡等间接损失，平安证券可能付出了超过10亿元代价。虽然背靠平安保险这棵大树，平安证券暂无倒下之忧，但上述成本足以给一家中小型券商造成灭顶之灾。

  平安证券无疑面临艰难时刻。“坦白说，一下子拿出3个亿，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反过来看，深深痛一下并非坏事，能换取一个深刻的教训，能把大家的共识统一到新的模式和方向上，还是值得的。”平安证券董事长杨宇翔说。

  但平安证券所感受的切肤之痛，似乎并未在业界引起广泛的警醒。监管部门对万福生科的处罚余音未消，在史上最严厉IPO财务核查风暴面前，依然曝出有投行将“带病”企业推上市。

  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平安模式”依然大有市场。2010年至2011年，平安证券曾连续两年蝉联年度保荐家数冠军，人均产能指标也攀升到行业最高水平。业内纷纷效仿“平安模式”。然而平安证券在全速奔跑之时，忽视质量的粗放问题也开始爆发，胜景山河、万福生科等恶性造假事件震惊资本市场，平安证券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平安模式”曾为平安证券确立行业龙头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埋下了重大隐患。在这种模式下，投行以“包工头”和“生产队”进行粗放式复制，每一个项目组以4至5人为主，完成从承揽到承做的一切工作，实行项目直接提成制度，个人收益直接与项目佣金收入挂钩，按单结算、迅速兑现。由于投行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项目佣金的实现，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推动项目过会发行，而不是发现问题终止项目，将“带病”项目尽快推上市成为相当部分投行团队的“理性”选择。

  但当投行的一切行为以所保荐的企业上市为导向，急功近利思想就会深入骨髓，扭曲自然会出现。应付审核成为一些执业人士的主要出发点，仅为作出“漂亮”的申报材料，无人关注工作底稿以及尽职调查，更不会从排查风险的角度考虑增加工作程序；辅导工作流于形式，往往不注重对发行人诚信规范运作的实际辅导效果；部分投行实际变成了券商中的“独立王国”，从立项到内核的所谓一切风控手段，都变成投行“自己审自己”的摆设，即使内控部门在报会的“最后关口”内核阶段发现了问题，表决结果往往是只有暂缓没有否决，抱着侥幸心理，带着问题上会。

  实际上，当一切以成败论英雄时，当投行沦为通道时，券商对投行从业人员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在“通道制”投行模式下，保荐代表人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体现出高收入、高流动性，“高人一等”等现象，但承担的责任、受到的约束并不配套，出现利益短期化，一些保代拿项目提条件，甚至可以带着不良记录换公司从业。保荐代表人和投行业务人员中出现了“只拿钱、不尽责、不担责、无人管”的特殊群体。

  当前，投行的执业环境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投行需要放慢奔跑的脚步，放下急功近利的思想，审时度势。监管部门对万福生科造假“窝案”的处罚尽显动真格的决心，投行参与恶意造假，或者即使没有参与恶意造假但没有尽责发现问题仍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个人甚至将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

  与此同时，信息化和投资者的自主意识觉醒使得社会对投行和上市公司的舆论监督力量日益增强，投行成败将由社会声誉决定。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的时代已经到来，投行的所有工作将以公众检验为标准，以前投行人员的执业意识是“眼睛对上”，审核过关，万事大吉。现在投行人员需要“眼睛对下”，必须意识到保荐人最终负责的对象是广大投资者，所有工作最终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

  上市公司从某种意义上是公共品，关乎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利益，急功近利的投行文化不仅可能对券商造成致命打击，也损害了整个投行的声誉。业绩变脸、欺诈上市、内幕交易……之所以引起舆论的猛烈抨击，还在于投行业务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专门为资本市场输送基础投资品种的业务，关乎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关乎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投行业务的职业道道、责任心、尽职要求应该超过其他行业。投行不应该仅将自己作为通道，而应该作为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力量，对资本市场和社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