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更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对近代股份制的开创性贡献——“他成功地组织商业资本进入合营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使洋务企业获得了合法充沛的资本，也为流动性不足的社会资本开辟了投资空间和增值渠道，从而使多人受惠
⊙杜博奇 ○主持 于勇
金钱是驱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之一，而追求财富的投资智慧，则是一笔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
相比伍秉鉴、盛宣怀等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唐廷枢在世时并不富有，“但他的经历，表现了一种有控制的冒险与善于随机应变的倾向”。也就是说，唐廷枢并不是利用垄断特权来攫取个人财富，而是在各种可能的条件下，通过最大限度地分散投资和风险控制获取财富。
唐廷枢一生自营、参与投资、受托创办的企业约有47家，其中既有外资公司，也有招商局等官督商办企业。有人认为，他并未积累多少财富，以至“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事其报”。
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唐廷枢的投资手段十分隐蔽，对风险把控极为严苛。其保守的一面表现为，除非十拿九稳，他极少进行独立的商业投资。他唯一的两次独立投资，第一次发生在1858年，当时还在香港做翻译的唐廷枢不满意微薄收入，用多年积蓄投资了两家当铺。
第二次投资是在1863年，恰逢“南北战争”爆发，更兼气候异常，美国农业生产凋敝，棉花歉收，闹起“棉荒”。此前大量进口美国棉花的英国纺织厂这时纷纷前往中国求购，致使国内棉花行情一路飙升。唐廷枢趁机开设了一家独资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专门从事棉花采购生意。在这一波棉花牛市中，国内棉花行普遍持看涨态度，进行期货做多交易。由于棉花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超出棉花商价格预期，又因棉花短缺，棉花行无货交易，只能大肆掺假，以至于信誉大降，银行停止放贷，市场由此陷入紊乱，破产者不计其数。唐廷枢及早抽离，才不致遭殃，随后趁市场重整卷土重来，斩获丰厚，一举成为怡和洋行收购中国棉花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代理机构，“前后搞了四年，每年都能赚到25%到45%的盈利”。
金钱只有用出去，才可能增值；用它撬动更多的资本，才可能体现其价值，否则就是一堆金光闪闪的金属或花花绿绿的钞票。为了对这些资产负责，唐廷枢投资的企业一定是他真正了解的，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他的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附股经营，投资自己经营管理或密切相关的企业，对投资安全性握有主导权，可以随时根据企业状况决定撤股或增资；二是分散投资，“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通过资本的多元化组合分散投资风险。
唐廷枢投资过美国琼记洋行、马立司洋行和美记洋行，并在公正轮船公司和北清轮船公司拥有股份，还是怡和旗下华海轮船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当他受李鸿章之邀，委办官督商办企业时，又故伎重施，附股于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由于投资众多，行情起伏，这些沉淀为产业资本的资金极难进行统计，所以唐廷枢的资产没有一个确切数字。若想搞清楚这种投资方式的妙处，对比一下荣智健在中信泰富“亦公亦私”的“附股经营”就一目了然了。
唐廷枢与他人合伙的公司大多围绕他任职的洋行、企业展开，这样一来便为财务操作留下“后门”。担任怡和买办期间，唐廷枢与人合伙开办了三家钱庄，又通过钱庄一次性投资了7家茶栈，每家茶栈至少可以为怡和洋行收购1200箱茶叶。唐廷枢利用怡和洋行支付的巨额采购款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现金结余运营三家钱庄，利用周转时差，获取了不菲利润。
为了增加贸易谈判的筹码，尽可能多地争取价格优势，唐廷枢一面以买办身份为怡和洋行采购商品，一面与徐润等人暗中联合上海商人组建了三个同业公会——丝业公会、茶业公所以及销售鸦片的西洋药局。与违规的财务操作一样，这也成为唐廷枢被排挤出怡和洋行的导火索。
在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看来：“人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可以作为解读唐廷枢财富观的密码。
唐廷枢青年时代困窘，养成闷声赚钱的务实做派；中年后开始在夹缝中生存，周旋于各方压力之间，在洋人与朝廷之间穿梭，既希望独立，又无法自立，只能利用空隙“暗度陈仓”。
清末商人，抱有“与洋人争利”想法者不乏其人，如胡雪岩。然而胡氏的做法过于直接刚猛，难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以卵击石，有去无回”。相比之下，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买办阶层，手段则高出一个层次。他们一方面依附于洋行，在西方势力和雄厚资本的荫庇下，热烈拥抱新生事物和先进观念，为洋行奔走的同时，竭尽全力赚取自立门户的商业经验和经营资本——这固然是因为他们前期缺乏独立成长的资本和能力，但未尝不会收获更长足的进步。
对于唐廷枢的非常之才干，李鸿章曾这样评价，“初创一事，凡动一念，即能预知其结果，而竭力营谋之”，“为中国未经创见组大方略之领袖”。而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恰恰是胡雪岩等传统商人目力所不及的——“破除旧时个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
相比于其个人的投资手段和理财方式，唐廷枢更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对近代股份制的开创性贡献——“他成功地组织商业资本进入合营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使洋务企业获得了合法充沛的资本，也为流动性不足的社会资本开辟了投资空间和增值渠道，从而使多人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