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乌托邦》追溯的一段别样记忆

  ⊙杰 夫

  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借由拉斐尔·希斯拉德，一个虚构的人物来讨论国家的理想盛世；在弗雷德?特纳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里，则从斯图尔特?布兰德这个真实的、却鲜为人知的人物开始讲述。只是在互联网最具智慧和洞见的预言家行列里，布兰德太默默无闻。他是什么人? 他有些什么贡献？

  事情还得从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那是个觉醒的时代。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走廊和办公室里，无法预料、更别说主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他们对“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纯粹是满足机器的需要，要么为保护人性缺失的集体机构的利益而受到严密限制和监控”产生了深深的忧思。他们于是开始反思并抗争。

  改变还是来自一群年轻人。“那时候的年轻人身边充斥着家电、汽车和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是他们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父辈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富足，使自由自在的童年时期和有成家立业需求的成年期之间的青春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空白。特别是对那些中上层家庭的年轻人来说，青春期成了他们的个人探索期。”为应对技术官僚主义的威胁，这些年轻人发起了两重有所重叠却根本不同的社会运动：其一是被称为“新左派”的民权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其二则是从冷战时期各种文化源泉中冒出的产物，包括“垮掉派”诗歌和小说、禅宗佛教、行为绘画，以及一些精神类药物等。在后一群体看来，性、迷幻药和摇滚乐不仅是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产阶级压抑的文化风格的摈弃，而且是朝向一个新国度——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的开端。后者也因而得名“反主流文化”。这一阵营代表性的人物有写出《在路上》的杰克·凯鲁亚克、以《嚎叫》展现标题诗风格的艾伦·金斯伯格和一度痴迷嗑药和参佛的史蒂夫·乔布斯。

  现在轮到斯图尔特·布兰德登场了。他是“反主流文化”的骨干。在理论认识上，他又有控制论和系统论为依托。这两个理论分别由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与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所确立。前者是研究“关于信息如何控制机器和社会”的学问，而后者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与此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布兰德与反主流文化、控制论、系统论相遇，再加之因缘际会，师从生态学家、《人口爆炸》的保罗·埃尔利希，结识了一批波西米亚和嬉皮士文化的艺术家，狂热地阅读媒介理论大师麦克卢汉和技术统治论者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著作，参加迷幻之旅音乐节……终于，命运安排将布兰德推上历史舞台。此时的他开始成为“反主流文化创业家——不过却是以深刻的技术专家统治的方式”。对于和他一样憧憬远离政治、拥抱技术和观念变革的年轻人，布兰德明白他们最需要的将会是工具和信息。随后，在网络江湖地位显赫的神秘杂志《全球概览》问世。

  布兰德想办一种能“获取流动性”的刊物，涉及内容包括图书、户外用品、房屋和机器制造图纸，以及杂志订阅。最终成型的《全球概览》既不是书，也不是杂志，更不是传统的邮购销售，它在颠覆美国出版业的同时，也缔造了一段传奇。尽管只办了短短4年，但旨在为读者提供产品、意见和视觉设计这样混搭组合的《全球概览》，成了当时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圣经”级读物，在1971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当然，被称之为“联网创业家”的布兰德并没有就此停止前进步伐。以《全球概览》为契机，他打造了一个平台，汇聚了当时一大批在科技、艺术、媒介领域先锋派精英。当《全球概览》停刊，继而改版成《全球概览终结版》，再将《全球概览》增刊变成《共同进化季刊》，与此同时，《全球概览》被“放到网上”，催生出“全球电子连接”（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此外，“全球”系两名员工还创办了《全球软件概览》和《全球软件评论》。1985年，前一本停刊，《全球软件评论》和《共同进化》合并成为《全球评论》。八年后，“全球”网络中的一些人又创办了本杂志，用了一个更为革命性的词汇“连线（Wired）”来描绘这个正在崛起的数字世界。就这样，通过一本杂志，形成一个圈子，派生出一系列出版物、会议和数字网络，这些又共同影响大量计算机专家，以及《纽约时报》、《商业周刊》、《旧金山纪事报》、《时代》、《滚石》、《哈珀斯》、《华尔街日报》等报刊特约撰稿人和编辑。此时，借由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反主流文化”已获得权力中心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赛博文化”。

  特纳帮我们追溯了一段差不多快被遗忘的历史。历史不容假设，但很难想象，倘若没有布兰德及其《全球概览》，数字世界的“江湖奇侠传”或“武林外史”又该如何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