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

  即便发现了适合人类生存的新星球，土地仍是最稀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配第说得好：土地是财富之母。工商业越发达，土地越贵。人类之初，完全依附于土地；工商业文明时代，圈占土地开发房地产业，可说是致富发财最为迅捷的途径。

  土地划分、占用、流动的状况，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习惯、风尚、思想、政制和法律。人类贪婪、竞争、相互挤压的本性，使得土地一直存在着集中的倾向。这是人类从丛林动物界带来的天性。“领地”意识，可不只是文明的人类才有的。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总结的那样：“地产的过度聚集现象将存在于文明的两端：当人们尚处在半野蛮状态，只珍惜，而且可以说，只认识地产时；当人类已经变得非常文明开化，并发现了无数其他方式发财致富时。”

  曾做过法国立宪大会副主席和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更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对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分析，有其政治生涯与实践感受的框正，而没有无节制的文学浪漫想象和漫无边际的恣意批判或赞赏，因此大不同于那些远远脱离政治实际的18世纪法国作家，这使得他的著述具有丰富的启发性。

  就土地的聚集与分散而言，最值得探讨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度。无论是土地国有还是集体所有，看似最为分散的状态，最能够防止土地集中，实则是土地最为集中的状态。若个体都无法拥有所有权，哪来的土地分散？不管是国家，还是小而化之的“集体”，都不是虚幻的，尤其是对那些大大小小集合体的掌控者而言。土地国有制度下，土地实际上被集中在了各级政府的掌权者手中；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集体权力掌控者所有。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集体特别是农村集体的掌权者，被置于个体仰望和盯住的核心，要对个体的一切负责。当土地不允许流转时，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制度不仅限定了人员流动，也使得非掌权群体尤其是农村群体基本上同质，差别只在于由地理位置所产生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这一点极易被默认。一旦允许所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仅促进了人员的大范围流动，也使非掌权群体快速分化。特别是当土地价值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一再上升时，在国家和集体这第一层级的土地集中者之下，产生了土地聚集的亚层级集中者（尽管仅仅是使用权的集中），这些人在土地升值过程中迅速积累起了巨额财富，从而使其从非掌权群体中分化出来，变成了被大部分个体盯住、羡慕、嫉妒甚至不时产生不满的对象。

  需注意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大范围市场化流转，使得各级政府和农村集体掌权者，在不丧失掌控权的同时，一再将这种权力转化为金钱收益，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收入渠道。这不仅增加了工商业成本，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那些在土地流转中得益最小或者没有得益甚至丧失利益的群体，由此越来越将自身状况的相对和绝对落后归于权力因素与那些人数不多的亚层级土地集中开发者，这不仅形成了非掌权者与掌权者的对立情绪，非掌权者阶层内部相互间也产生了对立情绪。

  由此可见，在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而又允许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的环境中，“土地贪腐”是权力和商业腐败的最大根源，也是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这对社会秩序理顺、政府治理、国家政权维护与建设带来了困难，甚至积聚了很大的危险。如果说19世纪托克维尔界定的那种“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险的，是由于不分地而产生的不平等”就已够引起注意的了，那么，在“不分地”情况下又存在大量市场化土地流转，无疑又增加了一层不平等和危险，这种现象恐怕就更值得研究了。

  “发财致富的捷径是出卖土地，以便投资商业。相反，享受既得财产的最好方式是把钱从商业中抽回去购置土地；土地遂变为奢侈与雄心追求的目标而非贪财的对象……前者相形之下，是一个追求富裕的穷人；后者是有钱人，要将大量多余钱财用于享乐。”托克维尔描述的这一现象，对当今的中国人，不正变得越来越熟识么？

  显然，我们不应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是否能够对社会整体带来正效用，还要看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看，土地所有制永远是土地流转政策选择与确定的前提。还是那位托克维尔早就看出了：“对民主制统治最为有利的，莫过于将土地划分为小块地产。”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