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度GDP增速或已触及决策层既定的增长率目标下限，足以引起警惕。因此，本月可能迎来宏观政策的拐点。越是增长下滑的阶段，越该发挥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比如加大财政支出和国债发行规模，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拨款加大基建投入等等。另外，还可考虑适当允许人民币贬值。

  沈建光

  由于早前公布的工业、投资、出口数据等高频数据曾一路下滑，今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至7.5%并不出乎意料。但种种迹象可以判定，这一数据显然已经触及了决策层既定的增长率目标下限，足以引起警惕。毕竟，如果考虑到被高估的出口增速，实体经济的真情恐怕更差于此。这也就意味着，倘若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难有作为，今年7.5%的增长率下限将被突破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因此，笔者判断，本月或迎来宏观政策的拐点，中央政府有望对防止经济硬着陆拿出更大的动作。

  具体来看，投资方面，今年1至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0.1%，比1至5月降低了0.3个百分点，且这一增速已创下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中，受到产能过剩影响，制造业同比增速为17.1%，比前5月增速继续回落0.7个百分点。基础建设投资对投资的支持作用也不牢固，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比增速分别为22.2%、19.7%、31.3%，分别比前5月回落了2.3、1.4、1.2个百分点。另外，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20.3%，也比1至5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方面，6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8.9%，比5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是自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5.8%、9.6%、6.6%。钢材产量同比增长7.2%，比5月回落4.1个百分点；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3.5%，比5月回落2.2个百分点。

  消费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唯一亮点，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为13.3%，比5月增速略高了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6月餐饮收入有所回升，同比增速为9.5%，比5月回升0.3个百分点，显示在政府提倡节俭与反腐的政策措施下，部分高端餐饮企业已在转型，通过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服务改善经营状况。但二季度以来，由于国际金价变化较大，国内金银珠宝消费经历了大起大落。

  对外贸易情况仍旧不容乐观。特别自近两个月多部委协同打击贸易套利行为以来，中国出口数据回归真实却异常疲软。6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速在上月1%的微弱增长后，继续下滑至 -3.1%，出现了自2012年1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劳动力成本上涨、贸易保护、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压力，出口短期内难以有转好迹象。

  相比于经济增长而言，今年通胀压力似乎不足为虑。虽然6月CPI回升至2.7%，比5月高出0.6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去年基数效应的结果，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环比均为0，显示当前并未出现较大通胀压力。而生产领域持续通缩也验证了当前经济疲软的局面。

  总括二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多数指标已经回落至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机之时。经济增长态势已处于艰难的局面。另据统计局数据，今年二季度GDP增速环比较一季度有所回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升且大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与二季度经济回落，悲观的投资、稳定的消费似不相符。以笔者的观察，数据中存在的矛盾，或许表明真实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

  决策层显然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下滑的紧迫形势，本月初李克强总理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便首次提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笔者认为，这番话可以视作一个关键信号：下半年防止经济硬着陆将是主要的政策任务。

  当然，政策何时以及如何落实更为关键。笔者认为，应对经济下滑，外需很多情况下不在掌控之中，如海外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内劳动力趋势性上涨等，因此扩大内需仍是关键。例如，消费方面，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加消费热点提振消费。投资方面，继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宽带提速和4G建设、节能环保领域投资等。

  而从宏观政策来讲，虽然目前流动性充裕，但并未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因之一在于当前不少企业债务高企，借新还旧的现象广泛存在，而这也间接推动了影子银行收益率不断攀高，资金从表内转移到表外。因此，未来在货币政策上，价格调整即降息仍是盘活存量的重要内容。而在降息之时，加快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加大存款利率上浮空间，会大大削弱“影子银行”的能量，进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今年1至5月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仅为6.6%，这一增速是近二十年来同期的次低水平，最差的2009年。这也是导致今年至今财政政策过于保守的原因，1至5月公共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3.2%，远低于过去5年平均25%的增速。有鉴于今年经济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受到相应的制约。这应该也是结构性减税、转移支付等利好政策并未得到全方位体现的原因。

  笔者认为，为防止经济硬着陆，越是增长下滑的阶段，越应该发挥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比如加大财政支出和国债发行规模，为此建议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增加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地区的人群，及财政拨款加大基建投入。另外，不妨采用财政贴息的办法，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以及海外投资，同时还可考虑适当允许人民币贬值。

  从中期看，三中全会的全方位改革蓝图很值得期待，尤其是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及财政体制改革，这些都会为今后5至10年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基础条件。

  （作者系瑞穗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