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既没有纠结于汇率，也没有停留于贸易纠纷，更闻不到先前唇枪舌剑的火药味，第五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风趣幽默和朗朗笑声中落下了帷幕。作为本轮对话的最重要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尽快进入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实质性磋商。如果不出意外，两国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启动BIT的谈判程序，由此创造出的巨大跨国投资红利值得期待。

  开启于2008年的中美投资协定已经过了九轮谈判，但一直停留在基础性条款的内容核对与澄清等技术层面上，而即将展开的新一轮BIT谈判，则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高管等方面的要求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目前，中美两国对外商投资全部或部分局限于“国民待遇”的模糊地带，而无论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还是美方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属于“正面清单”，即只可以投这些，而“负面清单”是除了这些都可以投。显然，中美BIT协定一旦达成，两国企业所获得的跨国投资空间将洞然而开。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近20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劲升态势，形成了高达700多亿美元的FDI存量。而在BIT协定之下，中国100多个行业都会向美方企业开放投资，包括目前存在限制的汽车制造、银行、化学和能源等行业，美国企业在华获得的投资规模将显著放大。须知，美国企业过往在华的投资回报率都要高出全球产业平均利润率5至8个百分点，而且由于投资收益的稳定增长，利润再投资成为新增投资主力，这就意味着中美BIT未来可以为美方制造出更大规模的零成本投资空间。

  美国从BIT获得的收益并不止于纯投资回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存在着明显的贸易逆差，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资本账户表现为顺差，但仍不足以形成平衡两国经贸关系的力量，美国的就业因此多少受到冲击。有了中美BIT，美国对中国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收益，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修正经常性贸易逆差的能量将大大增强。不仅如此，美国正加速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并借机重组全球产业链，而BIT为中国资本打开进入美国的通道，不仅将夯实“美国制造”强势回归的底气，还有助于复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王者地位。

  同样，中国从BIT中获得的跨国投资也蔚为壮观。目前中国对美FDI只有区区200亿美元，不到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1%。不仅如此，从华为、中兴在美国投资遭拒，到三一重工在美收购被否，再联想到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一案，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尴尬与无奈中。双边投资协定的护航，不仅能大大缓解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后顾之忧，而且也将削平中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大洋彼岸的投资空间乐观可期。按照官方设定的目标，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同时，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是40%，高于全球25%的平均水平,成功经验加上制度创新的驱动，美国定将成为中国企业未来释放投资能量的大舞台。

  通过BIT，中国还能获得局部外溢性价值。目前美国正在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吸引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秘鲁等9个国家加入，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也在积极跟进。如果中国加入TPP，就会陷入被美国规则“绑架”的尴尬境地，如果不加入，又有被边缘化的风险。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一旦落地，中国所面临的TPP压力就会大大分解，到时，中国是否加入TPP就有更宽绰的自主选择空间和腾挪余地。

  催发中国行政体制的更深层次变革，当是BIT所能产生的附加制度红利。一方面，由于采用“负面清单”，我国外资管理体制将随之大改，政府行政审批权力的半径将进一步收缩，资本的流动与配置更倾向于市场化；另一方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在放大国内市场开放空间的同时，也倒逼着我们打破和消除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壁垒，这将有利于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潜能与活力。

  中美两国的投资保护协定还能产生提振和激活全球经济的作用。与国际社会一度广为采纳的旨在“保护及促进”的第二代投资协定模式不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第三代的投资协定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目前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此模式。截至2012年，我国已签署了15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这些协定大多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而与美国达成“准入前国民待遇”后，之前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都将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这势必大大激活国家间资本的流量和规模。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