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学基础的哲学思考（上）

  周洛华

  一个健全和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基础是符合人性的伦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一个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努力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努力是一致的。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应该建立在体现真诚人性的伦理上，先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才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体系映射在现实世界中，激励人们“善作为、敢担当”去实现中国梦。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对波动率异常现象产生了浓厚而持续的兴趣。我希望能对期权隐含波动率的三维曲面做出一个全面的解释，但研究进展缓慢。最终帮助我走出思想困境的是维特根斯坦。他曾是逻辑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逻辑符号系统，试图解决其导师罗素在《数学原理》中忽略（或被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而刻意回避）的基础问题。他说“哲学不是科学，因此其基础不是逻辑，而是伦理”。他更进一步阐释，“哲学问题并不存在，这些只是语言的误用和误解，只需要消解而无需分析和解答”。我把他的这段论断中的“哲学”换成“金融学”，感觉豁然开朗，换了一种心情和角度，对金融学有了新的理解。

  偏微分方程还是加倍赌注

  我初次接触期权理论是1998年，同在财务科工作的外国同事克雷格·威廉姆斯给了我一个计算表，那个著名的布莱克·舒尔茨期权定价公式就嵌入在表格中。此后，我就喜欢上了衍生品研究，我记得大多数教科书书上记载的期权定价公式是偏微分方程推导出来的等式。

  2002年秋天，我的美国导师的丈夫保罗·沃尔夫森发给我一篇《纽约客》杂志对罗伯特·莫顿的长篇采访，他谈到了推导期权的另外一条道路：Martingale（有文献译为鞅）的世界。大意描绘的是一个双倍赌约，亿万富翁和一个赌场约定如果掷出的硬币连续三次正面向上，赌场要支付对方8亿；如果其中有一次反面，则富翁输掉1亿。由于连续三次双倍赌约的潜在赔偿金远超赌场本身的资产，因此赌场需要在每一轮之前都安排反向压注的赌徒，赌场用多大代价来对冲这个风险就是期权定价法的由来。

  难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表达Martingale的概念。我的理解是，你带了100元进入某个赌场（Martingale的世界）时，你已知道出来的那一刻（期间经历输赢起伏）还是只有100元，此时你仍然决定进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Martingale是一种更深刻的哲学思想，比原来我顶礼膜拜十多年的偏微分方程推动方法更基本而稳定，依赖于更少的假设，体现了更多的人性。

  赌场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事先就已知不赚钱的赌局？也许用一场赌注巨大的赌局产生的轰动效应来为自己做广告。但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进入这个Martingale的世界？乔治·马洛里从南坡出发去挑战珠峰之前回答记者有关登山动机的问题时，只说了一句：“因为山在那儿”，他没能活着回来，或者用数学语言说他至今还没有走出Martingale的世界。而普通投资人是否意识到金融学所描写的那个Martingale的世界，和分析师们宣扬的那个“为了获得高收益而必须承担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呢？如果构建金融学大厦的诺贝尔奖大师们对金融学基石的要求是进入一个Martingale的世界，那什么样的投资者才符合这个条件？我们入市时如同出发去登珠峰一样，已知即便活着回来也还是同样的自己。因此，投资者应是为了积极参与和改善公司治理而进入股市的，有一种使命感驱使他们去参与建设一个管理更规范，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并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常有人问我，沪深股市的熊市为什么总那么漫长？资本市场是否就是用这种方法打消人们进入这个市场的念头呢？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股市每当经历金融危机造成的暴跌之后，总会迎来公司治理的改善？这些市场的投资人会更积极参与公司管理，立法机构会更严格限制实际控制人，改善市场机制的立法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意愿可能是推动股市恢复的重要原因。我在想，是否没有这样一种动机和诉求的人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让缺乏这些伦理动机的人进入股市，既不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利用这些人本身？

  《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话：“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那种最初一闪念间驱动人们行为的人性是首要的，是无法用逻辑去解释的，甚至无法用文字描述和储存。所以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明知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仍然产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念头并进入资本市场。最近我看到《东方历史评论》创刊词中引了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中的一个故事：约翰逊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时，讨论古典文化的价值，鲍斯威尔认为古典文化如今已无现实价值，没有这些东西，人们的生活依旧会继续下去。约翰逊表面附和鲍斯威尔的判断，然后当场做了个实验，他说：“今天给我们划船的这个少年并不知道阿尔戈号上最早水手的故事，但他依然能够为我们划好船”。然后他扭头问这个划船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船员的故事，你愿意付出什么呢？”那个少年停下桨说“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先生”。（我打赌您读到这段内容会产生去网上搜索有关阿尔戈号水手的内容的念头。我说对了吗？）

  逻辑还是伦理

  影片《美丽心灵》主角原型、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的获奖感言与其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如说是发出了一声愤怒呐喊“是谁把逻辑放在那里让它工作的呢？”考虑到他在为博弈论做出杰出成就之后承受了近三十年的精神折磨，获奖前刚刚恢复到正常思考状态，他的这段话显得格外沉重和突兀。

  金融学应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和计算工具之后，给人的强烈感觉是，金融学就是数学在资本市场这个虚拟世界的延伸。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计算机、数学、理论物理以及其他科学领域来到金融学的实践和研究中，起初，我很欢迎他们来帮助我提高金融数学能力；后来我渐渐抵触他们的到来并为自己被边缘化而感到恐惧；最后我为那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并没能在现实市场产生有价值的成果而感到惋惜。

  有大量的数学工具和统计软件支持，交易策略现在越来越复杂了，但转身看看金融体系的实情和潜在风险，我又感觉这些数学家没有发挥应有的正面积极的作用。究竟是我们的数学家太少了呢？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金融学本意？

  高抛低吸也好，高频交易也好，也许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这些由复杂数学手段构建的交易策略并不能组成一个严密逻辑体系的“原子命题”。把其中任何一个交易策略拿出来当成一个命题，我们会发现根本经不起反复测试，我们不知道这个策略是否占优，何时占优，更不知道其能占优多久？我崇尚科学，因而反对在金融学领域的科学崇拜，我有时感觉到市场上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投资人或多或少都有科学崇拜，这种对科学、科学家、金融数学家和定价模型的崇拜倾向，可能源自从儿时的科普读物灌输给我们的理念。

  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中写道：“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时会造成危害；美和宗教是两个极端重要的例子，科学方法不适合思想和生活的这类领域，若尽力应用科学方法，结果就是歪曲、肤浅和混乱”。我读到这段话时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金融学是否会成为科学崇拜的第三个牺牲者呢？

  “什么是错误的上涨”？“什么是正确的下跌”？这些问题本身荒谬得很。我感觉如果我们试图用数学方法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真理，就如同上面两个问题一样荒谬。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动可以视为一个未来场景在现实世界的镜像。

  启发维特根斯坦创立后期语言哲学的，是一段法院用玩具模型重现的车祸过程的新闻报道。金融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不是去想办法描绘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也不是用科学方法重现一个规律性事件。金融市场上的各项估值是未来世界在今天现实世界的镜像，我们只是在用多和空的语言解读市场估值对我们的激励和约束。在这个比喻中，资产的价格就是法庭上的玩具汽车，我们的买和卖的动作就是控辩双方对这个模拟场景所揭示的车祸真相的解读。

  想到这里，我就如同自己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抛开了哲学家们留给我的“鸭兔图”和“口袋书”，转而自己思考金融学的哲学意义。如果说那场法庭里模拟的车祸是重建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那么，在交易所的股票估值，是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吗？这些股票价格就是我们为建立这样美好未来而采取行动时的参照体系吗？我们都注意到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如果大家都看好某项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成果，就会在资本市场对相关股票给出比其他行业更高的估值，由此就会进一步鼓励大家动员现有的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这个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愿景，如果市场的参与者都是诚实善良的，那么他们一定会建立起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并相应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到正面积极的激励作用，鼓励人们勤劳而智慧地工作，去实现资本市场上揭示的未来美好世界。而当有人以为搞定某个模型可大快朵颐赚钱享乐时，资本市场立即就给他一记教训，使他从聪明的侥幸中惊醒。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交易策略源源不断地从市场上赚钱？如果有这样的数学机器的话，我们就会转而投向聪明取巧、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这就违背了金融市场本来的伦理意义：用未来的美好愿景鼓励今天的人们用诚实和勤劳方式努力工作。

  在我看来，金融市场在当前和未来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相应的，如果市场参与者都是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并且相信操纵的谎言和疯狂的炒作，市场就会给出负面激励，由此抑制现实世界上对这个错误未来的追求。在这个框架内去理解预测市场的企图就会发现，这些努力也许未必是违背伦理的，但其作用类似于在交通事故法庭上用玩具汽车模拟几种可能性的车祸场景，结果只是使得人们在判断真相时更加困惑而已。

  我当然回答不了纳什有关谁把逻辑放在那儿的问题，但我在想是否有投资人会发出一声类似的呐喊：“市场为什么永远是随机的？”我猜想应该这样回答他：随机性的核心就是否定逻辑，这样才能防止你一劳永逸地进入未来世界。

  （作者系知名金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