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静

  我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广受诟病。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态势的思考包括情绪宣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机制性弊端等深层次问题在特定领域、特别环节和特殊时期的具象。即在经济发展呈整体性、趋势性和持续性上升态势中长大并裹挟的商业银行透支性盈利模式，在经济运行下行背景下，其盈利状况与实体经济的反差体现得更为突出，更不合理。

  商业银行的透支性盈利模式，主要通过人为控制不良资产核算和形态以减少当期成本、人为加“长”资产杠杆加“长”和组合变异以增加“杠杆化”寻租收入、依据政策性保护获取低成本负债和高收益资产三个路径来完成的。

  到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为0.93%，绝对额在6000亿以内。在这么低的不良资产率且全部金融资产包括社会融资净增量均以15%左右速度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流动性却出现了紧张，说明金融资产推动实体产业资产的效率在下降，金融资产与实体产业资产的融合正滋生出危及经济、金融运行安全的“病灶”甚至“毒瘤”。以资产的总量、期限、利率、品种和手段的结构性错配，延缓不良资产发生，甚至以增量金融资产维系已“病入膏肓”或不复存在的实体的产业资产运转。可怕的是，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用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只要能维持这种状态，商业银行就能获取收益（企业被动增加账面债务），就能把经营中本应承担的时期性损失转化成持续性利润。

  我国现今的金融总量是美国的约1.5倍，M2占GDP之比重已跨过200%高位，落入“5—30法则”的警示区间（5年内一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提高如超过30个百分点，可能走向金融危机）。而已付出的“拉长和放大”杠杆的代价，并没能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而更多体现在增强银行业“杠杆化”寻租能力和水平上。

  我国商业银行各类存款总额6月底已跨过100万亿大关，其中居民类存款占比稳定在60%以上。由于居民类存款人分布的离散性特质，以及作为单个资金单元相对单薄的特点，其主张权利和获取收益在更多情况下往往低于同期市场标准。商业银行常态性所拥有和获取的这一价格“差额”的资金，与其经营的内在品质、经营能力和管理特色并无本质关联，反倒与商业银行的网点位置、成立时间尤其是政策性规定的经营内容相联系，从而形成一块特有的垄断利润。另外，商业银行在与大客户、优质客户和特定客户的合作中，在贷款0.7下限利率政策保护下，确保了资产收益的“底线”，这与市场和能力也没有关系。

  透支性盈利模式虽然不是商业银行盈利过程及来源的全部，但对于商业银行以及实体经济发展生存的影响却万不容小视。从趋势看，维系和支撑这一盈利模式的基础和条件将逐步减退甚至瞬间消失。变革和调整商业银行透支性盈利模式，将在紧迫与持续、主动与被动、有形与无形、选择与被选择中展开。

  随着“稳发展、调结构、促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实，“托市和救市”的现象将不可能出现，商业银行不仅不再能以“寄生”的方式，通过延缓风险来获取收益，自造繁荣，而且还会面临不良信贷资产集中爆发的挑战；伴着社会市场融资结构多元化、多样性趋势，商业银行合作中的选择将更为严格，方式更为精准，条件更为苛刻。商业银行不仅不可能以加“杠杆”的方式，分化社会利润，而且还会经历去杠杆过程的剧烈疼痛。

  为积极应对变革透支性盈利模式对经营管理带来的持续影响和深度冲击。商业银行非得主动作为不可：回归商业银行“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本源，全力提高应对变化管理的风险经营能力，加快盈利来源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建设，重构并优化商业银行“总量平衡、结构对称”的资产负债运行机制。

  强化盈利性必须服从于流动性和安全性的理念，不能倒置。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以盈利性主导和管理的行为方式、制度机制和现实格局，摈弃和克服管理经营风险资产的“赌徒心态与行为”，在真正跟着市场、客户走的变化中，针对各类不良贷款常态性爆发趋势，在体制建设、策略选择上充分准备，细致应对，以差异性、差别化经营获取特色化管理能力。为改变单一以信贷杠杆主导并衍生杠杆的现象，还需依据市场中各类商业业态的成长状态，匹配 “杠杆”种类、方式和手段。把商业银行的“杠杆”效率叠加进实体经济的商业业态之中。对商业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后，其自身和内部“总量平衡、结构对称”资产负债运行机制的优化改选是最艰难的考验。这既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时的起点难题，又成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过程障碍。商业银行应按照先总量平稳、后结构对称的次序，并在平衡可能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前提下，以“缺口”理论为主要依据，做好资产负债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