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曾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曾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任美联社驻中国首席记者。

  ◎刘香成的作品，既体现了西方当代摄影的纪实性与人文主义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从中国当代摄影的角度看已经具有经典的地位；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看还只是原始股。

  ◎前几年的当代摄影热只是过眼云烟，真正的当代摄影热尚未开始。而刘香成的个展无疑会带来全新的市场机会。当然，这还有待市场去“发现”。

  ⊙记者 邱家和 ○编辑 陈羽

  凭借抓拍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后扔稿子的一瞬间，他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现年62岁的刘香成，迄今为止华人世界中唯一一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他用照相机记录的，是真实世界的时间流转，也是艺术世界的光影故事。

  “中国梦——刘香成摄影30年”日前在上海市中华艺术宫展出。展览把媒体的目光聚焦到上世纪末中国影坛的风云人物刘香成，聚焦到他的照相机所记录的中国30年沧桑巨变。正如观众所惊呼的，刘香成的作品记载的是同代人的共同记忆。

  记录中国30年

  “我的第一本书《毛之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今年是这本书出版的30周年。”刘香成在谈到展览主题时如是说。刘香成是从为美国《时代》周刊拍照开始其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刘香成入职前就向华纳集团主席表示想去中国。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去广州申请赴京拍摄，虽然最后因程序上的原因未能成行，却在广州街头拍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他发现照片里人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都在暗示一个时代结束了，因此他下定决心到中国：“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两年后他如愿以偿，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派驻北京。之后，他又成为美联社派驻北京的记者。这本书就是他多年作为摄影记者的工作结晶。虽然那都是新闻摄影作品，但刘香成的魅力初露锋芒。中国摄影评论家顾铮指出，《毛之后的中国》对当时的中国官方摄影文化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不少中国摄影记者承认，看了此书后，才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与新闻观念”。他认为刘香成的摄影最显著的特点是“现场感”，而当时中国的摄影观念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现场感，只有舞台感。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资

  “现在通讯社都是请本地人，不是说外派的就一定好，但是允许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来拍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是最后一代。”刘香成作为美国媒体的外派记者一干就是十几年，先后驻留过新德里、首尔、莫斯科，报道过印度总理遇刺、韩国民主运动、阿富汗战争以及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作为摄影记者的工作经历使他接受了严格的职业训练。

  他说：“大多数报纸如《纽约时报》、《费加罗报》等，其国际新闻只有一张图片，所以我在选片子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竞争意识，去争世界上最贵的地皮——头版头条。选的图片要把事情说清楚。我的工作是24小时连轴转的：首先是东京截稿时间，接着是伦敦、纽约、美国西岸的截稿时间，再回到东京截稿时间。发稿后，每8个小时出来一个Play report：世界各大报纸采用哪些通讯社的照片。只有通讯社有这样一套职业训练。这种特殊的锻炼会使我形成一种习惯，我总在想，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二十世纪最后25年，几乎所有重大的新闻都被我赶上了。别人看到的只是运气的问题，不知道背后的经验和体验。”刘香成的童年在福州的外婆家度过，在香港读中学时曾经一度迷恋绘画，却在纽约市立大学读书时阴差阳错选修了摄影课，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老师是摄影史上的名家基恩·米利（Gjon Mili），这个阿尔巴尼亚人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照片，即使在中国也很有名。他让刘香成要明白摄影的独特性：不要去跟画家竞争，画布可以抹掉重新画，但摄影里要是人不在现场，那个瞬间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还意识到，照片后面其实有更大的框架，有一个故事。他说：“世界上很难得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从一种高度的政治化转到另一种政治化，也很难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国家盯这么长时间还依然有兴趣。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资，我的时间、兴趣，把家搬来搬去，这是一个个人旅程，是刘香成的故事。”

  我的头脑里有许多版本的中国梦

  “从事摄影职业至今，我一直身处困境：面对西方的同事，不管其职位高低都会跟他们经常争论，中国不是这样；反过来对许多中国同行也经常说，中国不是这样。每次与中国新闻界同行聊天都很痛苦，因为观点不同。”刘香成谈到了他的身份之扰。他从小在福州度过童年，又在香港读中学，再到纽约读大学。在大学图书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他说：“我有在福建的童年版中国，有在香港的中学版中国，也有到美国读大学时的中国。当时看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汉学家的著作、欧美‘左派’知识分子的论著，还有来自中国的回忆录。因此，我的头脑中有许许多多版本的中国梦。”

  这些不同版本的中国梦，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我与西方摄影师、与中国国内的摄影师视角不同。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过，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我了解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在他的西方同行看来，他有局内人的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对刘香成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转型让我更关注个人的声音

  1996年，刘香成创办《The Chinese》杂志，这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说：“当年我是周刊、通讯社的记者，我拍得很杂。到了办月刊时要走名利场的方向，用文字与摄影这两个工具把全球华人的声音传达出来，工作的转型让我更关注个人的声音。这个转型也很自然，其本身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

  而在这个转型中，刘香成摄影艺术的特点也终于成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面对的是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时代，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活动和肢体语言中看到的中国，这是我的版本。”当年，他循着这个基点决定要来中国。他说：“作为一个摄影人，我很在乎观察一个人的肢体语言、表情……1976年生活在广州的几天，通过观察人，我已经感觉到新的时代到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观察人。”

  到中国加入WTO，他又说：“全球化不仅是艺术家、企业家的全球化，也是日常消费品的全球化。我想表现社会的多元化，摄影作为语言讲故事的工具，从哪里切入呢？还是中国人的日常活动与肢体语言。”

  他还表示，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表述的，照片可以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新的意义。他说：“今天拍的照片，本人10年后会产生新的阅读，那个瞬间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随着时间变迁，背景变化了，于是有了新的阅读。所以，再阅读的时候，要看把这张图片摆在哪里，什么时间？什么空间？”

  与中国当代艺术圈结缘

  来自英国的著名策展人凯伦·史密斯女士，著有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专著《中国当代艺术的9个文化英雄》（Nine Lives：The Birth of Avant-Garde Art in New China），被中国艺术圈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老外推手”。作为知名的国际策展人，她的工作不仅包括从刘香成数量庞大的作品中挑选115幅作品，还要根据展厅空间确定了照片的尺幅，把作品分作1980年代的黑白照片以及1990年代之后的彩色照片两个部分。更难得的是，她在与刘香成的对谈《中国梦：与刘香成谈摄影》中，追溯其艺术探索的道路，系统梳理了刘香成的摄影艺术与西方摄影传统之间的关系。由此不难发现，刘香成的作品，既体现了西方当代摄影的纪实性与人文主义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无疑是中国当代摄影中的经典。

  有趣的是，凯伦还透露了她与刘香成结成人生伴侣的故事：“我在1997年认识刘香成，当时他在香港做一个杂志，面对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而我正在筹备一个独立的画廊——四合苑画廊，他来报道画廊的活动。在与他交谈中才发现，他的童年是在中国内地度过的。我发现他对中国有深刻的了解，交谈中他帮我纠正了许多对中国的误解，也改变了我的思路。”

  从此，他们一见如故。凯伦向他请教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刘香成则跟着她拜访了许多当代艺术家。于是，张晓刚、蔡国强、刘小东等名闻海内外的艺术家纷纷进入了刘香成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