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产业革命浪潮尚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出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前，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速增长期。今年上半年，处在低速增长期的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出疲弱的复苏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或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政策，或发出调整原有政策方向的信号。政策面的调整，虽然难以改变世界经济总体运行态势，但却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整体稳定带来新的影响，使新兴经济体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
延续弱复苏的格局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继续延续弱复苏的格局。IMF认为，考虑到下行风险显著，全球经济或许正在进入较为疲弱的阶段。世行也认为，全球经济总体看正进入一个更加缓慢但更加稳定的增长时期。从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和国际金融市场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这种低而稳定的增长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总体平稳，内部走势继续分化。
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告别了前两年的快速复苏阶段，增速明显放缓（据IMF统计，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2%、3.9%和3.1%）。今年上半年，在经历一季度小幅反弹后，二季度世界经济复苏稳中趋缓。6月份 JP Morgan全球综合PMI指数降至51.4，创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除制造业PMI继续徘徊在收缩边缘外，服务业PMI从上月的53.4大幅下滑至51.3，刷新一年来的低点，显示全球复苏动力衰减正从制造业进一步向增长韧性较强的服务业蔓延。
同时，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内部走势分化的格局依然延续。发达国家在美、日复苏带动下较一季度有所改善，OECD先行指数已回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高位。欧元区尽管仍处于收缩区间，但近期数据也出现了改善迹象。
一季度美国、日本、欧盟和欧元区GDP环比分别增长0.4%、1%、－0.1%和－0.2%，美日两国增速比去年第四季度的0.1%、0.3%明显加快，欧盟和欧元区比去年四季度的－0.5%和－0.6%收缩幅度明显缩小。新兴经济体则延续一季度增长乏力的态势，6月份汇丰新兴市场指数跌至50.6，为近四年来的新低。
2、全球物价总体稳定，新兴经济体通胀有所回升。
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各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对全球物价走势形成明显的上行压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经济体物价水平总体上仍较为平稳。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窄幅波动，CRB综合现货指数（由美国商品研究所制定的，用来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指数）较年初下降了2.4%，有效抑制了大宗商品进口国输入性通胀的风险。
美国、欧元区通胀基本保持在2%的目标范围内，日本通缩在央行激进货币政策刺激下未见明显改观。受经济结构性问题、国内外宽松货币环境和汇率等综合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通胀虽然总体稳定，但较去年底有所回升。俄罗斯一季度通胀重返7%以上，巴西、印度物价也高于去年四季度水平，迫使两国央行加息以防范通胀风险。
3、美日劳动力市场逐步改善，欧元区则继续恶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滞后效应影响，发达国家失业率至今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各国复苏步调的不一致使就业市场明显分化。在经济温和复苏推动下，美日就业市场持续改善。美国二季度失业率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低位，且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高于一季度的平均水平。日本5月份失业率连续第3个月持平于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
欧元区就业市场总体上则进一步恶化，5月份失业率升至12.2%的历史新高。希腊、西班牙等重债国失业率接近30%，青年失业率更超过50%；而区内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德国、奥地利等国就业相对良好，德国失业率甚至处于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尚未对就业市场造成明显影响，俄罗斯、巴西等国失业率基本稳定，均维持在5.5%左右的低位。
4、全球贸易增速有所放缓，国际资本流向出现逆转。
在世界经济弱势复苏影响下，国际贸易增速放缓。据世界银行预计，2013年全球贸易量仅增长4.1%，远低于危机前的7.2%。全球贸易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周期性反弹以来，近期扩张速度再度减缓，一些经济体贸易逆差有所扩大。受大量进口石油及出口下降影响，印度6月份贸易逆差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升。受进口增加和日元贬值影响，截至6月份，日本已连续12个月出现贸易赤字。美国5月份贸易赤字也超过450亿美元，创年内新高。
同时，受美联储可能提前缩减量化宽松政策规模及中止该政策预期升温影响，国际资本开始流出新兴经济体。据EPFR数据显示（EPFR为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该公司发布全球资本流动的权威数据），新兴经济体股票和债券基金自4月份开始连续净赎回，5月底以后流出规模进一步扩大。6月中旬至7月初，全球新兴股票基金出现连续三周净赎回，引发这些国家股市和汇率大幅下跌。
5、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预期升温，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今年上半年，欧洲重债国债务形势总体稳定，使国际金融市场积聚的风险明显消退。但在美联储量宽政策可能减弱的预期作用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普遍下跌。4月中旬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日本国债收益率先后出现剧烈波动。国际黄金期货价格单日下跌达9.3%，创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国债收益率暴涨暴跌罕见地引发了国债期货市场的大幅波动，导致东京证券交易所数次启动熔断机制。
同时，日元迅速贬值，使全球爆发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风险一度显著上升。为此，欧元区和澳大利亚等央行纷纷降息以缓解本币升值压力。进入6月份，受美联储量宽政策转向升温的影响，市场对资金面收紧的预期一度引发除美元外的全球资产价格普遍下挫，不仅各国股市跌幅显著，美国、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收益率均显著上扬，而且资本回流美国还导致印度、南非、巴西等国货币大幅贬值。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本轮世界经济弱复苏，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进一步看，当前这一格局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尚未到位，其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
1、从复苏面看，经济复苏仍处于扩散期。
本世纪前10年，世界经济之所以保持快速增长，主要是新兴经济体投资增长和发达国家消费增长共同拉动的结果。金融危机后，这一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基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新兴经济体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经济增长点是保持各经济体内部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增长。
目前看来，这种模式转换受到各经济体原有经济结构的制约，转换过程较长且尚未到位，而且受新兴经济体消费能力限制和发达国家可投资空间的限制，新增长模式所主导的经济增速必然低于原有模式下的增速。
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世界经济复苏虽然已经历了萌芽期，但仍处于扩散期，尚未进入全盛期：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号虽然不断增强，但复苏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其他行业未能快速复苏，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政府削减支出继续抑制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复苏主要表现在消费和出口方面，企业投资仍较谨慎；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均不旺，出口增速回落。这表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是不全面、不充分的，因此也必定是疲弱的。
2、从产业面看，产业结构仍处于调整期。
经济周期与产业创新周期紧密相连。当前世界经济弱复苏，也与传统产业衰退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有很大关系。
一是全球制造业仍处于艰难的复苏期。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把制造业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奥巴马政府认为，制造业不仅能够创造就业，而且具有促进技术创新、减少贸易赤字、为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动力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受制于技术人员缺乏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等因素限制，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复兴进展有限。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则受产能过剩困扰，复苏总体乏力，而且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对其冲击较大。
二是传统的资源开采业进入了萧条期。受发达国家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逐渐告别依靠要素投入和大规模投资拉动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源能源投资高峰已濒临终结，铁矿石与煤炭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从高峰回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巴西等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矿业繁荣后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得不寻求从资源投资驱动向非资源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
三是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孕育期。金融危机后，虽然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但除美国页岩油气的开发取得重要进展外，新兴产业的发展尚未取得关键性突破，与最终产业化还有一段距离，难以起到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
3、从政策面看，经济政策调整正进入敏感期。
在世界经济弱复苏背景下，各国经济政策调整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今年以来，日本安倍政权“三管齐下”，推出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激活民间投资成长等三大战略，美联储则暗示要提前收紧并最终中止量化宽松政策。日美两国宏观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致使各国对其政策调整的反应进入了敏感期。
与以往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日本在这一轮调整中，为减弱直接刺激内需而产生的政策外溢效应，把扩大内需与增加出口结合起来，使量宽政策和汇率政策用到极致。美国则在经济复苏基本稳固后，从自身风险收益考虑，将货币政策调节由此前的非常规渠道（量宽政策）转到常规渠道（调节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而不顾及这种转变对国际金融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日美两国执行的实质是“以邻为壑”的政策，产生的是“零和博弈”效果，世界经济并未因此而受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明显受损。安倍新政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市场预期，在股市财富效应和日元贬值效应推动下，日本国内消费和出口持续改善，带动日本经济增速明显回升。但安倍新政也同样面临美联储收紧量宽政策的严峻挑战。近期资金外流致使日本股市再度转入熊市，股市的财富效应正在发生逆转。而日元过度贬值可能面临失控风险，安倍新政可能不得不提前中止。
4、从危机转嫁后果看，新兴经济体正在进入阵痛期。
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均源于发达经济体，但两场危机却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冲击。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纷纷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后，为尽快走出危机，却将新兴经济体作为转嫁危机的对象。
日本率先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挑起汇率争端。美国则滥用货币霸权攫取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面临双重压力：在实体经济领域，日元贬值后在第三方市场面临廉价日本商品的激烈竞争，致使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在金融领域，面临热钱流向大规模逆转的压力，资金大规模流出，金融风险明显上升。从长期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通过构建以其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划分国际市场势力范围，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排斥新兴经济体。
当前新兴市场这种阵痛表明，新兴经济体正在承受发达国家政策调整的后果，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治理均不利于其健康发展。虽然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势头最终不可阻挡，但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经济治理主导权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崛起的道路又是艰难曲折的。
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将继续放缓
4月中旬以来，IMF、联合国、OECD等国际组织相继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将继续放缓。虽然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已经缓解，经济前景较为明朗，但发展中国家经济仅能实现温和增长，且风险较为集中。
1、美国经济温和复苏势头有望延续。
美国私人部门经过长期的去杠杆化后，自主复苏动力已经改善：占美经济七成的私人消费在工资上涨和股市财富效应推动下依然旺盛，商品零售额、消费信贷余额、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指标均处于危机以来的高位；美房地产市场复苏势头可望进一步巩固，SP/CS房价指数、新屋销售等数据显示美国房市正处于量价齐升的复苏中。
更重要的是，美联储掌握了政策调控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可以先于他国规避风险，转嫁危机。但与此同时，随着财政节支措施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美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据IMF预计，政府减支将拖累今年美国经济增长1.25至1.75个百分点，全年增速将在1.7%左右。
2、欧元区经济仍将徘徊在衰退的边缘。
二季度以来，虽然欧元区经济再次出现改善迹象，制造业PMI、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景气指数等先行指标均有所回升，但整体来看，仍缺乏持续回升的动力。
一方面，欧元区重债国财政持续紧缩和失业率不断高企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在财政紧缩与经济衰退间的恶性循环无法打破的情况下，经济仍将陷于深度衰退；另一方面，作为欧元区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制造业在国内外需求放缓的影响下出现收缩加剧的迹象，6月份制造业PMI降至48.6，德国央行近期也下调了德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因此，下半年欧元区经济仍将徘徊在衰退的边缘。
3、日本经济回升势头将有所减弱。
综合来看，受安倍刺激政策效果衰减影响，在政策刺激作用下的日本经济反弹难以持续。一方面，已出台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未触及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随着日本股市上涨和日元贬值动力减弱，股市财富效应和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难以继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尽管近期安倍政府推出了“经济增长新战略”，但其具体措施仍有待落实，短期内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实际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结束量宽政策的预期，对安倍新政带来较大影响。安倍新政正面临着美联储政策的挑战。
4、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大的减速压力。
下半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在内外压力作用下保持较低增速。一方面，受外部需求放缓和资本外流影响，出口和外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将制约新兴经济体自主增长动力的恢复。
其中，印度经济增长受到贸易财政“双赤字”问题的严峻挑战。今年以来印度除贸易逆差创阶段性新高外，2012-2013财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也将达到5.2%。这不仅将挤压财政政策刺激空间，而且加大了资本外流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在低位徘徊，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巴西、俄罗斯等国也同样面临减速压力，而且巴西国内消费过度扩张造成的通胀压力上升和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等结构性矛盾突出，加息政策不仅难以有效控制结构性问题引发的通胀，还可能提升企业融资成本并推动本币升值，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积极化解国内经济压力的对策
受世界经济弱复苏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也明显减弱，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这对我国外贸、外资等带来严重影响。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变压力为动力，推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综合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出口。
出口稳定关系到就业的基本稳定。为此：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减轻本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尽量降低汇兑风险；二是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积极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保险；三是切实减轻外贸企业负担，全面清理涉及进出口环节的各项不合理收费，对部分必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缴费比例；四是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自贸区谈判，减少新贸易壁垒对外贸带来的消极影响。
2、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类产品进口。
当前形势下，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外部需求，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会有所减弱，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为此，应加强装备制造业、节能节水和环保技术、高新技术、高端制造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力度，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推动我国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利用国际资源类产品价格下跌的有利时机，完善资源类产品的储备制度，增加大宗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此外，应充分利用国际人力资源，吸收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我国企业从事研发、生产和教育培训工作。
3、加大利用外资促进结构调整的力度。
新形势下，我国应继续发挥外资对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一是继续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二是充分发挥欧亚大陆桥的作用，积极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保持我国制造业的长久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三是不断开放内部市场，针对外方重要关切，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外资政策透明度等方面，改进工作，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取得成果。
4、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金融危机后，我国已进入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要因势利导，着眼于在全球配置资源：一是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我国重化工业产品、工程与交通运输设备以及劳务输出，发挥其在短期内对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缓解就业压力，在长期培育稳定出口市场的积极作用；二是积极参股、并购发达国家企业，通过世界经济低迷期这一特定时期的战略收购，不仅可以将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外储转变为企业股权，而且能够缩短我国与西方技术水平的差距；三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扩大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范围，早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为我对外投资提供金融保障；四是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积极抵制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
5、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简政放权，通过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对外开放新优势：一是利用地方政府贴近企业的优势，鼓励各地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出口企业面临的各种难题；二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鼓励与周边国家接壤地区创新双边或多边合作模式；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同境外经贸合作区直接对接，加快地方企业走出步伐；四是简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6、加强中美经济金融政策协调。
中美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复苏具有决定性意义，两国间的宏观政策协调非常必要。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临近拐点，这对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向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并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货币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既要密切跟踪美国宏观政策的调整与变化，也需要与美国加强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保持全球主要货币币值基本稳定，深化金融监管以及全球跨境资本无序流动方面的政策协调和合作。
长远看，中美经济之间的互补性依然较大，美国经济结构改善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美应继续围绕两国经济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问题，比如，公共投资、能源低碳环保、贸易与科技竞争力等，进一步提升战略合作空间。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伞锋、张茉楠、程伟力、赵硕刚、王江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