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在各方还在忙着阐释、争论“中国梦”具体含义的时候，沪深资本市场就已对“中国梦”做出了中国版资本市场的特有解读。市场对于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早有预期，而出于对新一届政府可能的下一步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的期待则支撑着疲弱许久的A股市场走出了一段结构化行情。换成比较通俗点的话来讲，就是在未来各种美好预期的左右下，那些被认为符合新经济，或那些听起来符合新经济方向的中小市值股票被持续甚至是疯狂地炒作了一番。市盈率等用来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传统指标早已被“市梦率”取代。用某些市场人士的戏谑之语来说，那就是“讲基本面估值，就输了”。在这种行情下，上证指数不温不火，被戏称为“熊冠全球”，但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则气势如虹，突破了千点。单看创业板指数，沪深股市场还真是“牛气十足”。只是大盘蓝筹股和小盘股之间的风格差异程度在今年被扩大到前无古人的程度了。

  做梦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要想在梦醒之时避免出现尴尬，就得踏踏实实地去推进深水区的改革。未来改革当然要进一步深入，要让最广大的民众分享制度红利，但是，制度红利的释放，绝不是被喜欢炒作未来预期的资本市场用作“望梅止渴”的道具，而是切切实实改革攻坚需要实现的目标。

  从1978年算起，我国的改革开放已三十五年了，为什么目前的经济形势让我们感到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讲话中提到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解释了造成这种困境最根本的成因之一。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正如同许多经济现象一样，中国的改革一样要经历边际成本由递减到递增的循环过程。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以有很多，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正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采用了以求真务实的实事求是为原则，注重经济发展实际效果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在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改革设计有助于在最大限度降低改革阻力，破除意识形态桎梏，能切实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国民生活水平，能切切实实带来了巨大的改革制度红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红利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而新问题、新矛盾和一些政策负面效应却逐渐显现。人们突然发现，由于当年改革在全局层面的顶层设计上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根本性改革措施很难出台，许多新政策实际上背离了初衷，蜕变成了对现有政策体系零敲碎打的修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贴补丁的临时性措施反而有常态化、长期化的趋势。中央对于地方的约束能力也在逐渐削弱，甚至有时候当中央政府推出了新的符合改革顶层设计的新政策时，政策的细化和执行，却陷入了僵局。而这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期缺乏改革顶层设计，渐进式改革导致改革总是从最容易突破的地方执行，将难点搁置，从而形成了改革的路径依赖。而当改革的路径依赖碰上了既得利益集团，就形成了改革深化遇到阻力愈来愈大，实质性突破执行阻力巨大的成因。可以说，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下，实质性改革红利的释放，所需要承担的成本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也正因为如此，真正释放这些政策红利所需要的政治决心和政策推动力也必须空前的。

  说到底，目前中国所能释放出最大的制度红利，就是简政放权。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其核心就是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我们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核心的顶层设计。如果能实现这一顶层设计目标，则21世纪必将真正地成为中国的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实现。不管是经济转型还是结构调整，不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抑或最近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会在这一顶层设计之下迎刃而解。现在唯一需要关注的，是简政放权的力度和执行力能维系多久。

  我们欣喜地看到，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本届政府任期内的新约法三章：“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毋庸置疑，这约法三章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但是目前最大的难点依然在如何落实，如何执行上。当每年数百万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放弃创业梦想、放弃专业追求而竞相投考公务员的情况没有改变时；当民营资本仍面临“玻璃墙”而无法涉足某些垄断行业，无法与国企在同样条件下获得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没有改变时，就意味着改革制度红利的释放之路，依然还漫长。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大方向有了，目标也明确了，现在就看怎么关，拿什么关，什么样的制度才更为有效和牢靠。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改革制度红利能顺利释放的先决条件。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