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在一般人看来，有网瘾的人是一群怪人。如果你百度一下，通常会搜索到这么种说法，就是这些有网瘾的人大多性格孤僻，心智不成熟，如此等等。简而言之，有网瘾的人不正常。不过，如果你继续百度下，还会看到另一种说法，那就是通常有网瘾的人集中在青少年、无固定职业者这样的群体，即一些时间充裕的人。如果我们不从时间角度解读，而是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去解读，通常这种对有网瘾的人的评价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可要是换个角度去解读，为什么恰恰是有时间的人才会有网瘾，而没时间的人就没有？这个时间视角就很有玄机了。青少年有没有时间？无固定职业者有没有时间？其实时间对大家都一样，一天24小时，不存在说某类人有时间，某类人没有时间的问题。所谓有无时间，其实是指人对时间的配置。一个人如果把时间更多地配置给工作和学习，那么他上网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反之，假如他把时间更多地配置给网络，自然就表现得有网瘾。

  时间视角是个与医学视角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将有无网瘾归结为对时间配置的差异，那么这反而说明无论是否上网，人们通常都是理性的。这与医学上对有网瘾的人的看法就有本质区别了。就青少年而言，他们通常都还没有参加工作，还处于上学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对时间成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少花点时间读书，多点时间上网，那么上网的时间成本就是可能的学习成绩下降。问题在于，学习成绩下降并不是个很好的成本指标。因为这种成绩下降到底产生多大的损益，并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可以计算。比如从社会上看，某个成绩水平的人通常毕业后都能拿到多大额度的薪水，按照这个均值类推，当可计算出学习成绩下降的货币成本。但一个人的学习成绩与收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如果找不到这个关系，就难以计算上网的机会成本。由于上网机会成本不确定，模糊，青少年可能会低估上网的机会成本。比如媒体上都说，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用不着严格的大学训练，就能做出惊人的成就。由此推断出，知识的系统训练与个人的成就之间没有关系！这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励志故事版本。而这个版本就会导致青少年普遍低估上网的机会成本。

  所谓学习无用论，大概意思就是说，接受正规的、系统的大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未来事业成就没有必然的影响，因为我们总能举出反例，这些反例无一例外都是自学成才。这样的说法科学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个变量和另一个变量之关系是否显著稳定，是体现在均值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便举出一百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也不能证伪说大学教育和个人工作成就之间的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平均意义上，大学教育和个人工作成就之间可能是正相关的，并且这种关系可能是稳定的，并且可能是显著的。这种均值意义上的关系并不否定反例的存在。举出反例，其实就是犯了归纳谬误。但我们总是用反例来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例外。这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高估低概率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并低估高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反例极具眼球效果，通过媒介放大，就成了普遍意义的结果。青少年当然也会受此影响，从而可能会普遍低估上网的机会成本，从而把时间更多地配置给网络。那么，如此一来，我们还会抱怨青少年的非理性吗？

  现实世界的成本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看法，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成本收益其实是主观的。既然如此，每个人对于成本收益的评估就不仅会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心理的影响。当青少年呈现出某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时，其背后很可能是成人世界所制造的社会心理的结果。与青少年的情况类似，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如此。这一人群因为没有确定的参照系，很难去估算自身的时间成本。当这一人群在自身的社会网络中生活，就会把参照系放在所属网络中，从而可能低估自身的时间成本。如果上网的时间成本较低，成瘾的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把大把时间花在网络上，从而形成网瘾。由此可见，网瘾的产生和时间成本的低估有关，而这并不意味着成瘾之人的非理性。假如时间成本是被低估的，恰恰反映出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为何我们通常会看到，有网瘾的人总会对自己的网络生活选择振振有词，因为他们本来就没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换个视角看问题，往往能理解更多的内容。如果我们认识到时间成本对于网瘾行为的重要性，那么就不会简单地谴责有网瘾的人不理性或者幼稚、甚至不正常。由此，正确的激励在于，如何让网瘾者认识到自身的时间成本，这就需要对其行为干预，这正是行为经济学所赋予经济学的新含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