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博弈与“世纪审判”

  ——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四十二

  孙 涤

  海盗实践民主的故事上期刊出后，许多读者感到非常新奇，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估计大家都把民主这种“好东西”和道德的高尚诉求绑在了一块，总以为海盗不该或不配享有。其实民主和市场差不多，都是一些怎样抱团才奏效的规则，运用得当，便能增强群体竞争优势。亚当·斯密的至理名言——面包师、肉铺子、啤酒店向你提供食物和服务，可不是为了阁下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说的还不就是这层道理？

  任何团体要在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都需保持内部权益和责任的适度平衡。团体范围扩张，作业变得复杂，维护平衡就困难起来：谁该投入什么，投入多少，谁能制衡，谁又能分得多少，即使费了高昂的成本也未必搞得清楚，于是团体渐渐就涣散，此所谓“组织之熵变”也。海盗的团伙不大，平均一帮在30或70人左右，彼此知根知底，但作业很复杂，不确定性非常高，成败难以预控，所以生死与共的向心力非常要紧。要是哪个人因受不公待遇而在遇到危机时不愿舍命拼搏，甚至有检举揭发的企图，对团体的危害将极大。另一方面，打劫行动瞬息万变，头头的权威不可或缺。怎样推举能力超群又不独到专行的头领，对海盗们的挑战特别大，一盗一票的海盗式民主选举因此大行其道。其他措施，如不得私吞战利品、分配扁平化、伤残抚恤制度等做法，也都是从“风雨同舟”的需要出发的。

  至于海盗能率先突破种族和性别等歧视，也是出于效果的考虑：歧视的成本太高。海盗团伙相当精干，滥竽充数者一个都嫌多，只因为皮肤颜色，不用有能耐的黑人，未免太违背战斗力原则了。这与大公司能养懒人、佞人的奢侈全然不同。有史学家指出，海盗抓到黑奴多半就地解放，强健灵敏的，诱劝入伙，但绝不勉强，他们是为了找到齐心合力的商业伙伴，并非出于“正义”准则或“平等”的恻隐。在海盗的黄金期，加盟的黑人占了总人数的25%。有条海盗船，二十余人除了船长外，其余全是黑人。在黑人占了绝对多数时，他们仍选了白人来当领导，可见效率—民主的原则还是相当深入人心的。

  海盗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替抱团竞争如何展开添了注脚。海盗在十八世纪猖獗之时，人数达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15%，而且船坚炮利，清剿的风险和成本都让英国政府难以承担。在抓获就绞死的严刑峻法之上，伦敦方面也多方采用离间和怀柔的举措，比如，“胁从不问”，凡能证明自己当初入伙是被胁迫的海盗可无罪开释；“揭发有功”，凡检举同伙或把头领扭送官府的，非但可抵罪，而且还能保留先前抢来的赃物。以前是黑奴的，也可从此变成自由民；甚至“首恶也可获得特赦”，只要自首永不再犯的，哪怕是海盗船长，亦可既往不咎，规定宽赦的期限也一再展期……

  一提起海盗，人们就会想到维京人，其实在近代史上英国海盗才声势显赫呢。赫赫有名的英国海军大将罗利、德雷克等都曾是海盗大头目，被招安在伊丽莎白一世麾下立下了丰功伟业，不但联手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而且把西班牙（还有葡、荷）的金宝船劫掠得够惨。据凯恩斯记载，1580年德雷克成功打劫了西班牙的一队运宝船，掠得巨量黄金。作为该项风投作业的大股东伊丽莎白女皇分到的红利，不但还清了她的所有欠债，还把多余的四万余英镑组建成了东印度公司的前身。到了1930年，英格兰银行的资本统共30亿英镑，几乎全来自这笔原始资本。

  海盗用民主的手段来抱团，清剿的政府则想方设法来离间，使他们抱不成团。政府的关键一招，就是运用“污点证人”。西西里的意大利黑手党，抱团有如铁桶一般，政府从来都无法给教父级头目定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世纪大审”。黑手党规矩严密，称之为“帮内事务”，违反规矩或叛卖同伙的惩罚极为严酷，以至于道上的人宁可坐几十年牢，宁死都不开口。终于，在西西里的“世纪大审”里，一个关键证人破天荒当庭变哄，捅出大佬，才定了众多黑手党徒的罪，一举打破了黑手党“义气”的魔障。

  究其底蕴，是意大利司法当局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让关键证人“立功赎罪”揭发同伙，这不但减免“污点证人”的罪责，而且把他们连同家人隐名变容，终身保护起来。美国积与“有组织的犯罪”多年缠斗的经验，并借鉴英国与海盗斗法的经验，发展出“污点证人”的办法，在瓦解犯罪组织的抱团勾当上相当有效。于是各国纷纷效法，比如，我国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灵活应用“污点证人”办法，收效就很大。

  人际交往，交易或博弈，很少像一些经济学模型所简化的那样，不是个人之间的互动，认知到的偏好和感知到的风险，也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和裁量的结果。人自始至终遮蔽在群体和文化中，有形的利益交易还是无形的观念交换，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不了解这一点而想求解“囚徒的困境”，无异于缘木求鱼。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