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交易费用理论”最先试验的场所，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即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构建“市场+政府”的双轨制，降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探索政府的最优规模。科斯经济学的社会成本理论，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而科斯坚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对我国学界最大的启示。

  周一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奠基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多年来关注、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但却始终没来过中国。下月的中国之行原本已排上了他的日程，现在成了永远的遗憾。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论坛上，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指出，一个不好的制度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远大于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对于一直深处改革进程、改革未竟之力已然漫长、重启改革议程如此紧迫的中国来说，相信改革的亲历者、推进者不仅认同这一观点，而且感同身受。若说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描述并影响这项宏伟的工程，推进中国的改革并衡量改革推进的效率，毫无疑问，那就是对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研究到细致入微的科斯及“科斯经济学”。诚如张五常、吴敬琏等学者所言，科斯对于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是其理论最受益的国度。

  科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将“交易费用”、“社会成本”引入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产生了企业，但企业有“组织成本”，且企业越大“组织成本”越大，甚至超过市场竞争下的“交易费用”，两者的权衡便是企业的边界。周其仁教授在2010年为庆祝科斯百年寿辰而举办的《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上说，科斯耳熟能详的“交易费用理论”最先试验的场所，就是邓小平领导的我国改革开放，即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构建“市场+政府”的双轨制，激发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以降低完全计划经济下“超级国家公司”巨额的“组织成本”，探索政府最优规模。

  科斯经济学的另一大支柱——社会成本，则是中国上一轮市场化改革合理性和继续深化改革（或称重启改革）必要性的理论基础。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市场机制下会产生环境污染等生产者不考虑，但会增加社会成本（厂商成本+外部成本）的外部性，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不是传统认为的对厂商征税，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厂商损失大于外部成本，应当寻找社会总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在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中，尽管存在环境和资源破坏、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等外部性，但总体而言，上一轮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尽快脱离“一穷二白”，增加社会总收益，使绝大多数人受益。

  在很多学者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其所取得的成绩是“科斯经济学”的胜利。而科斯本人在今年1月出版的《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毫不吝啬地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辞来形容中国市场经济的变革之路，诸如“非凡动人的故事”、“伟大”之类的措辞。但是，中国后续的改革却让老人失望，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似乎略显粗糙”、“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他以“没有产品的生产”来批评中国生产者还处于代工地位，没有自己的品牌，也谈到了政府的干预和垄断国有企业的弊病。这些观点不算新鲜，但如果将此观点与《变革中国》一书中讲到的“中国成功不在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而是底层改革和政府间的竞争”，以及2012年在专栏文章中提出“重建思想自由市场的竞争，促进活跃的思想和信息交流，真正实现邓小平‘解放思想’”联系起来，足见科斯教授对中国问题认识之深刻。

  进入21世纪，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新科技和新产品创新的主战场，信息技术创新的最大源泉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个体思想自由和利益均衡机制驱动的高质量的智力畅想活动，前提就是人的身心自由和利益均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释放个体自由”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事实上是个体从无法流动的“螺丝钉”到自由流动所释放出的主观能动性所推动的，即科斯教授所说的“边缘革命”。但近年来这种主观能动性的释放出现了停滞甚至衰竭的危险。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形成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短期化倾向，如普遍倚重通过资本运作、资源或行业垄断、行政介入等非市场化手段来控制资源，获得短期收益，而通过基础科学的长期研发以实现科技和生产环节的重大突破，来获得长期的、稳定的、影响深远的增值收益的踏实科研风气渐行渐远，这就是为何科斯教授提出“中国大学需要独立、自治”的原因。

  而科斯教授提出的“社会总收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径是界定当事者的合法权利”论点，更是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或称重启改革）提供了充要性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中的核心内容：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权利或产权的分配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无关。弦外之音是，倘若市场交易成本不为零（现实情况也是如此），那么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本质上，“科斯定理”中所讲的“合理地界定产权或权利”是我国重启改革议程框架的关键。因为，本轮改革之所以被称为“进入攻坚阶段”、“深水区”，就是因为改革重点领域——土地、国有企业、要素等均因产权无法合理界定而举步维艰。

  除此之外，笔者还想补充的是，科斯坚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反对不从实践出发的“黑板经济学”是对我国学界及政界的最大启示。中国改革的每个难题既无样本可参考，也无法完全遵从“市场化便万事大吉”。但现实中，理论界还没有彻底改变“看到别人好就推崇市场化”的思维模式。现实是，不是市场化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便是前车之鉴。近期，铁路开启了市场化改革，但问题一大堆。正像科斯通过不懈地观察市场才看到了交易成本一样，中国的理论界、智囊团也要从“真实世界去寻找答案”。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