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激发了多少人的无限潜能，让多少人梦想成真，成为人生中最为难忘的岁月。

  —— 摘自《梦想的力量》

  ⊙王培君

  1987 年10 月，我参加市委党校首期外向型经济研讨班的学习，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管金生，记得当时我们正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新提法——“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学们苦苦寻找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点，我们南下深圳、海南学习考察，日夜奋战设计了一套套改革方案。记得当时有开发浦东、开发崇明岛、设立基金等，管总是当时思想最为活跃者。但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苦于无从实践。

  1988 年2 月26 日，管总来找我，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上国投”）让他筹建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条件是答应他自主招聘和独立运营，他向我发出了加入的邀请。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我的心中腾地升起一团火。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突破口不正摆在我们眼前吗，设立证券公司，就是要发展资本市场，而作为市场经济最集中最高级形式的资本市场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我们将投身中国经济改革最前沿，参与书写新中国的证券史，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期待的！尽管当时管总告诉我，《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有人担心中国组建证券公司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是件有风险的事，而当时的集体办主任袁张度也曾挽留我，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几分悲壮，更多的是兴奋，我下海了，参加了万国的筹建，开始了忘我的追梦经历。

  股份制的体制，市场化的追求，这就是万国梦的开始。充满诱惑，充满憧憬，也为日后万国的发展孕育了无限的活力和无穷的矛盾。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88 年7 月18 日成立万国时共有8 人，管金生为总经理，庄明、杨军、我均为部门经理，其余4 人为刚招来的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到年底才十几个人。当时在上海轻工业供销公司的一间改建的仓库内办公。

  1988 年9 月9 日，万国举办“促进上海股份制企业发展研讨会”。在管总的带领下，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家大中型企业之间，热切地宣传鼓动股份制。我跟着管总现学现卖。在我笔记本“1988 年12 月9 日”的那一页上记录着29 家企业名单：自行车一厂、三厂、市百一店、异型钢管厂、自动化仪表三厂、上海电机厂等等。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改制上市了，以致如嘉丰棉纺厂陈嘉禄老总称我们是他的股份制启蒙老师。

  1988 年7 月28 日，我们开始参加上海申能电力开发公司的股份制改制课题组，当时还是华建敏（后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当时的方案就提出：用电权与股票发行相结合；电厂投资参股制；一次批准，分期发行；先发优先股，后发普通股；吸引外汇股份等内容。

  9月17 日，又参加大飞乐股份公司试行转让国家股的课题组，11 月上旬，与大飞乐一起举办“股份制企业研讨会”，来主讲的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英国公司，其董事长为汪道涵先生的私人朋友。议题有四个，国内外企业财务有何不同？英法国有企业如何转为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关系如何？英法对外国人购买国企股票如何受理？当时蒋铁柱主任总结发言时提出，希望飞乐成为国内第一家向国外发行股票的企业，万国成为第一家代理发行机构。

  1988 年10 月20 日，万国与日本大和证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证券业务研讨会及为期一周的“88 证券业务高级研修班”。万国出钱出力，请来国际国内专家从证券业务ABC 讲起，研讨会一连举办了3 期。第三次于1990 年5 月7 日与无锡市投资信托公司合作，在无锡开班，共6 天，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共有157 人参加，涵盖了26 个省42 个市，远至新疆。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的证券公司，还有全国各地的信托投资公司，包括信用社。有意思的是当时万国包吃、住、会务等费用，每人每天吃住预算30 元，住在劳改局招待所，还为每人准备了一个塑料袋，内备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牙签、卫生纸一卷，想来招待所的住宿条件不佳。

  公司成立后，为了解决公司债生存难题，我们从尚未建立的国债二级市场中发现了可观的价格差异，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万国人背国库券的故事”。公司全体人员几乎倾巢出动，两三年里足迹遍及全国250 多个大中城市。这时，全国研讨会上结识的各省市证券机构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收券，我们买入，用最原始的方法，5 元和10 元的票面，一叠一叠的用大麻袋装好，坐汽车搭轮船乘飞机一麻袋一麻袋搬回上海。早年的万国员工几乎没有没搬过国库券的，我有一次一个人从福州搬回几十万元国库券，左右手两个麻袋下飞机后，在水泥地上拖到候机楼时，麻袋已磨破，差一点点就露馅！后来还把市公安局杨鸿宾处长挖来公司，通过他的关系，得到各地公安部门的保驾护航。

  搬回国库券只是第一步，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才能实现资金的流动。但当时国库券都是行政摊派发行，大家把券压在箱底，根本没有投资的意识。于是，公司开始了“走企业，进社区”的扫街活动。为了培育国债投资者，我们印刷了大量传单，广为散发。营业部门口每天有大黑板宣传，通常很大的字体是当天的挂牌价，与银行储蓄率的收益对比。当时还免费办了不少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等。管总更是一马当先，组织翻译出版的《漫步华尔街》，在当年成为不少青年步入证券业的入门书籍，他还在报纸上撰文连载证券知识，到处演讲。公司组织出了一套证券知识系列丛书，与上海电视大学搞了电视系列讲座。随着各家证券机构、个人大户的相继加入，国库券买卖才红红火火在全国开展起来。可以说，最早的这场异地国库券交易，解决了当年证券机构的生存问题，亦是一次金融证券知识的大普及，培养了第一批证券投资者。

  正当我们醉心于这些市场的奠基性工作之时，公司与现有体制的矛盾不期而遇。首先是各种非议接踵而来，当时金融管理部门的有些干部并不理解，当面指责我们：你们有什么资格召开全国性会议？你们是如何获知这些要改制的企业名单的？尤其是对异地国库券交易，更是批评我们“让上海的资金外流了”。更想不到的是，成立之初最吸引我们的“三无”（无级别、无编制、无上级主管单位）成为我们最大的软肋。

  万国成立后，挂靠在上国投。一开始上国投支援了万国10 多个招工名额，但万国业务迅猛发展所需人才，是上国投根本无法承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有关部门转了一圈，但大家都不清楚股份制这种企业属于哪个部门主管，没有主管部门，就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总额，也就没有招工指标，一切都很茫然。解决无门，但业务发展又等不起，万般无奈之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采取用劳务费开支的方式过渡。

  无级别，拿不到增资扩股的批文。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全国营业网点的铺开，尤其三大商业银行组建的每家注册资本均为10 亿元，明确为全国性证券公司的横空出世，万国区区3000 万资本金已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急需增资扩股。但有关部门不认可万国为全国性公司，意味着不能增资到10 亿，拿不到批文。后来，在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万国冒险闯关，1993 年初，完成增资扩股，资本金从3000 万增加到10 多亿，股东从10 家增加到近200 家，在这些新增股东的倾情支持下，公司业务得以继续发展。

  这些曲折磨难，难以一一言尽，很多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当年却很难很不容易。我的笔记本上在1990 年7 月14 日写道：别人没有的困难，即别人没有的机会。所以这一切并没有挫败万国人对市场化的追求，反而锤炼了万国这支队伍，越是困难越是亢奋，不服输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和不断业务创新的能力。市场化的追求可以说是万国的DNA，铸就了万国的性格。

  (今年7月18日，是原万国证券公司成立25周年的纪念日。依然活跃在金融和证券界的老万国人，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推出了《梦想的力量》。本报今天选摘原万国证券副总裁王培君的收录在其中的一篇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