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蕾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推动SDR进入机制的改革，既是人民币进入SDR的需要，也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推动。如果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为了应对“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那么改革进入SDR的规则，就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跨出的第一步。真切希望我们能以规则的改变作为人民币进入SDR的切入口，而不是接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不合理规则。

  习近平主席在圣彼特堡G20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的问题。这应该是旧话重提了。IMF过去几年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考虑商讨人民币加入SDR成份货币，G20峰会也多次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列入主题，并积极推动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加盟SDR。笔者认为，人民币进入SDR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变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标志着人民币完成了国际化过程，正式成为国际货币。

  不过，按照现在IMF货币进入SDR的条件，中国需要认真考虑把人民币变成纯粹外汇交易货币的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要求，以及由外汇投机市场的交易价格引导的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带来的风险。但是，如果人民币能在部分可兑换的条件下进入SDR，那应该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选择人民币加盟SDR的途径至关重要。

  人民币如何进入SDR有两条途径。第一条，达到IMF关于SDR成份货币的条件。SDR成份货币有两个选择标准，首先是商品和劳务出口额也就是贸易和服务规模足够大，这一点中国已基本满足。其次是确保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所选的货币是国际贸易中最广泛使用的。按此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寻觅到“自由运用”的货币，也就是说，在国际交易中普遍用于支付、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的货币，也就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

  第一条标准是合理的。贸易和服务规模足够大隐含的要求是SDR成份货币在世界上有与之贸易规模相匹配的流动性。中国正在推进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且规模不断扩大，已与多国中央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增加人民币作为外国储备的规模近年来也在不断增长。与“满足国际贸易中普遍支付”要求规模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流动性正在向相应的标准快速靠拢。

  第二条标准并不完全合理。这实际上是要求SDR成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有足够交易规模，而这恰好正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之一。国际外汇交易已完全脱离了贸易供求关系，外汇变成了一种金融属性的投机品，与买卖高风险虚拟金融产品已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货币职能的投机性被加强，是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的范畴之一。更重要的是，要达到这第二个标准，在国际货币市场外汇日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元的今天，意味着人民币必须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兑换。而这意味着要立马拆掉我国针对资本流进流出的防火墙，资本的大进大出将失去最后的控制；另外，大规模人民币变成交易货币后的汇率价格就会由投机市场的交易价格决定，那人民币中间价事实上也就被交易价格牵着鼻子走了，在丧失定价权的同时，任意的投机炒作人为造成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的概率大大增加。“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否要试点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现在尚不清楚，以我国当下的市场结构与管理框架，在美国QE即将退出的当口，若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显然风险过大。

  在最近一次例行成份货币调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但最终被否决，原因正是人民币“自由使用度”未达IMF标准。当时的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在一次与中国财经媒体的对话中就表示，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意思很清楚，人民币应按部就班达标后，再考虑进入SDR，这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完成完全可兑换的制度变革。无疑，这样会延缓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不利。如果为了加入SDR而强行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也是不利的。

  既然IMF的“旧规则”是人民币进入SDR的巨大障碍，那么人民币加盟SDR就应尽量尝试第二个途径，即改革IMF关于成份货币进入SDR的条件，使人民币在“部分可兑换”的情况下进入SDR。改变主要是针对第二项选择标准。理由是，如果外汇本身买卖并不应被无限制鼓励，如果外汇大规模炒作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制造危机的一大缺陷，满足外汇投机交易的流动性要求就不应成为进入SDR的条件。把缺陷当作条件来强调，缺陷就改不掉了。如果把以主要承担贸易方面的支付和适当套利资金的规模来设定SDR成份货币的世界流动性规模要求，则符合国际贸易关于均衡汇率贸易支付供求定价的理论结论，而SDR成份货币也只要实现部分可兑换就可以充分行使国际货币的职能了。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贸易清算结算的方式，实现人民币的部分可兑换，达到国际贸易支付规模和适当的套利交易规模。

  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贸易清算结算的途径，还可以考虑的途径是，进一步扩大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允许更多内地公司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到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并推动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或者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在香港挂牌，尝试未来H股和红筹股可转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在香港交易；未来上海推出“国际板”以人民币计价和交易，所有参与国际板的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是人民币持有人，这些做法都能增加人民币的海外需求，扩大人民币的海外交易规模，增加人民币的海外流动性，补充人民币因只能部分可兑换而带来的海外流动性不足，以满足进入SDR的指标。笔者真切希望，我们能以规则的改变作为人民币进入SDR的切入口，而不是接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不合理规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推动SDR进入机制的改革，既是人民币进入SDR的需要，也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推动。如果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为了应对 “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那么改革进入SDR的规则，就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跨出的第一步。如果IMF五年一次货币篮子调整的规则不变，人民币进入SDR的货币篮子最早或将在2014年实现。所以，我们不能不抓紧改变IMF规则的进程。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