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最普遍的焦虑

  ——评《财富与德性》

  ⊙张正萍

  如同《亚当·斯密传》中描述斯密所面临的时代问题那样，对财富与德性的焦虑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们的时代主题之一。他们在道德哲学、社会历史、法理学等领域都曾尝试着协调“财富与德性”这一对缠绕不休的矛盾，希望这对矛盾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不至日益突出。而伊什特万·洪特和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编选的这本文集把书名定为“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这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特征的写照。同时，这也提醒读者，对于今天剔除了历史和伦理的经济学来说，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所关切的主题远远要丰富得多。

  与叙述性传记不同，这本论文集主题多样，风格不一，虽有一两篇是对十八世纪苏格兰经济发展、大学教育状况的历史考证，但总体来说，若对当时的思想界了解甚少，读起来确有一些费劲。编者旨在展现十八世纪苏格兰政治经济发展下的思想界对经济、政治、道德内涵的思考。这一思考的方向或可归纳为二：其一，在市民德性的传统下，商业社会应以何种道德应对转型时期及其以后的诉求？其二，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为商业社会中每个独立个体的政治经济诉求提供怎样的法理学支持？在一个原子化日益显著但每个原子却又必须相互依赖的商业社会，任何追求财富的个体行为都必须在一定的法律约束中进行，因此，这样的社会中必须有一道最低的道德底线。对此，苏格兰启蒙作家做了很多详细论述，却总是被人遗忘。于是，编者只好借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再次向读者揭示出来。

  约翰·罗伯特森在《市民传统范围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一文中，借用亚里士多德政治观念中的“市民传统”来分析十八世纪苏格兰思想家的政治主张。事实上，笔者以为将此理解成“公民传统”也许更为恰当，因为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市民传统”或许可视为商业社会更为个体化的公民，尽管这些公民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意义与古希腊不同，却属于“公民传统”之内。不管怎样，以这个概念看待苏格兰政治经济制度的道德设想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休谟与斯密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的“公民传统”。

  情感，是苏格兰启蒙道德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自艾伯特·赫希曼出版《激情与利益》以来，研究者们对“情感”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投以不少关注，休谟的《人性论》为道德、经济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休谟描述了那种“贪婪的、永恒的、普遍的”激情黑格尔式的二律背反的特性。这种激情若仍由其发展，将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然而，正是由于每个个体都身处这个社会之中，这一激情又不得不自我约束，将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令其有利于自己又不损坏他人。这种激情被休谟称之为“利益的激情”；在赫希曼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

  正义之德，在休谟看来就是利益激情的选择，而且，正义的产生与财产权的形成密切相关；与此相关的，政府也随着对保护财产权的需求应运而生，对政府的忠诚度则与财产权、与利益诉求直接相关。休谟以其《政治论文集》和《英国史》论证了他在《人性论》中阐释的观点；同时，斯密则以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继续回答休谟的问题。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将斯密视为“市民道德学家”，更愿意将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成实践道德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是用于指导处于中间阶层，使他们“明白现代商业政体的人和公民的义务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将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哲学视为对“现代社会公民道德”的设想。斯密的道德体系便是这些设想之一，他以同情作为理论原点，从单个人的情感反应论证人在对各种激情的同情共感中形成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斯密看来，正义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不伤害他人生命，其次是不损害他人财产，最后是不诋毁他人名声。社会可并不强求仁慈之德，但却必须实施正义——这是保障商业社会每个公民生命、财产和名誉安全的最低限度，也是每个公民必须做到的。没有仁慈的社会或许可冰冷地继续存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则则难以为继。斯密的道德理论，显然不同于西方古代城邦时代或封建时代的道德体系，“是对存在于一个商业社会的公民身上那些特有的道德约束的解释”。

  一般的道德虽然不能以法律强求，但正义却需要法理学的支持。《财富与德性》的第二大主题便是法理学。事实上，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植根于法理学和历史学的背景之中。这种做法曾被十九世纪以后的经济学家们以“苏格兰强调的政治经济学”加以嘲笑；然而，或许正是苏格兰人这样的处理，政治经济学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解释。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法理学自卡迈克尔、哈奇森起就在对格劳修斯、普芬道夫法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所有法理学家都需要对“占有”、“财产权”的开始提供合理解释，地球上的物质是否像上帝希望的那样在人们中分配？休谟、斯密等都曾对此做出解释。休谟排除了上帝的意志，在人类的自然史中论述财产权的发生，同时解释正义之德的发生。斯密则在“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法理学思路上选择了前者，尽管后者在商业社会的发展中日益重要，但对于刚刚兴起的商业社会来说，这个社会可以“不平等、不道德，但并非不正义”，“不会以其最贫穷成员的悲惨为代价换取市民德性”。自然法理学的偏好渗透在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以此保证社会可以执行严格的正义。

  追求财富与维护正义之间的焦虑，在转型时代尤为突出。唯有在转型时期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更顺利地发展经济。虽然斯密将商业社会描述为“每个个体通过交换”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或许也可以描述为对财富的欲望比任何时代都强烈。面对这样的焦虑，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人努力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构建出了与商业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为其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尽管与英国相比，中国历史自有其特殊的轨迹，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曾遭遇不同程度的压抑，而对道德的要求则从未松懈。然而，中国社会也正逐渐“原子化”，财富欲望的膨胀甚于任何时代，传统的道德体系却日渐式微。在这样的时代，重新思考一下两百年前苏格兰人对时代焦虑的思考，反思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体系，将财富的欲望控制在德性框架之内，无疑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