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沈联涛先生现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他是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也是卡塔尔金融中心监管委员会、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马来西亚森那美的董事会成员。此外，他也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柏林自由大学国际委员会的委员。1998年至2005年间，沈先生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主席。

  如果亚洲的崛起不可阻挡，那么亚洲银行业的未来也将是一片光明。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50年，亚洲将占全球GDP和全球金融资产的一半。但是，这种未来并非必然。

  亚洲占到全球总人口的59%，总贸易的40%，GDP总量的34%以及总金融资产的23%。鉴于此，全球经济从西向东的再平衡进程仍在推进。亚洲依然是净储蓄方，把这些储蓄借给世界其他地区。安永今年4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随着更多亚洲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变得更加富有，到2030年，亚太地区将占到全球中产阶级的三分之二。而在这近30亿的新生中产阶级中，光是中国就占到10亿。

  受到QE退出因素的影响，最近部分新兴市场出现资本流动逆转迹象，令有关亚洲的乐观前景预测蒙上阴影。一些人甚至猜测，亚洲会不会重演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风暴。

  预测未来从来都是难上加难，但有几个大的趋势却可见端倪。

  首先，亚洲的银行业并未与全球银行业脱钩，因为不管从本地区还是国际范围来看，亚洲在贸易、投资、银行信贷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一体化程度都在不断加深。

  其次，有两大中期趋势将影响亚洲经济金融。第一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所带来的去杠杆冲击，比如巴塞尔III协议大大强化了对于银行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本注入，银行将难以扩张。亚洲对于基建信贷和按揭融资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即便银行当前的资本金水平很充足，但巴塞尔III协议会使未来的资本压力相当之大。

  第二个趋势是美国QE的逆转。即便世界经济逐渐恢复平衡，贸易赤字在下降，但全球净储蓄额依然会缩减，进而给利率带来压力。同时，主权债务风险悬而未决，粮食供需失衡不断恶化，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重新推高消费通胀，给利率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这也不可避免地给资产价格带来压力，并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增加。简而言之，即便QE不退出，风险溢价也注定会上升。

  目前外界的普遍预期是，亚洲经济仍然会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但几乎可以肯定，增长会比以前慢。因此，除去重大创新或意外的利好状况，更现实的状况是，亚洲的经济增长将更为温和，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中产阶级增加，零售、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继续扩张。

  就企业层面而言，可以预见的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利润率将被压榨到更低。亚洲市场潜力巨大，国际金融巨头将进一步在这里稳扎稳打。同时，本地金融机构的翘楚也将继续扩张，抢占市场份额。此外，金融技术公司将通过社交网络来拓展移动银行业务，扩大金融覆盖面。竞争将驱动创新，使亚洲银行更专业。本地银行有熟悉本土市场的优势，能凭此守住阵地，并不断发掘更多细分市场的商机。

  从思维和理念角度而言，不管是亚洲还是全球的银行，都需要应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变革，另一方面则是加深群体的信任。这两方面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强化的。信任即是隐性和显性契约能不断得到履行。长久以来，银行业过于强调利己，忽略了社会稳定。全世界银行业都应当摒弃短视主义，重新建立对信托承诺的信任。

  换句话说，银行业的本质就是长期的信任关系。

  亚洲银行要从人性角度出发，来提供服务和改进技术。亚洲年轻人越来越了解科技，他们想要的是便宜又好用的移动金融服务；而上一辈人更富有，则更想要高质量的个人和企业金融服务。

  在银行业，谁能同时做好这两种服务，赢得信任并且眼光独到，谁就是亚洲最大的赢家。

  编后：

  金融危机五周年之际，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先生为上海证券报独家撰文，就亚洲金融业的未来进行思考。本文根据英文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