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周良 ○编辑 龚维松

  “你们现在可以用手机移动支付，我们在伦敦还没有，所以在一些方面你们已经领先于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葛若杰（Alderman Roger Gifford）的主动“爆料”，让在场的记者多少有些惊讶。按照惯例，去年底就任新一届金融城“代言人”的葛若杰这几天将先后访问上海、北京和香港，在中国推介伦敦引以为傲的金融服务业。

  葛若杰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年来在金融业发展方面迈出的大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痛楚尚未完全消弭之际，这样的进展尤其引人关注。

  5年前的现在，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轰然倒闭，不仅在全球市场引发了空前的金融“海啸”，也让世界经济陷入了近8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从这场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浩劫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局外人”又能吸取哪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呢？

  金融须服务实体经济

  众所周知，这轮金融危机尽管是在2008年的9月集中爆发，但祸根却早就埋下。

  早在2007年，美国所谓“次贷危机”就开始频频冒头。2008年6月底，在雷曼破产不到3个月前，上证报记者就亲赴华尔街，就次贷危机采访了当时还是雷曼兄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伊森·哈里斯（现为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者高瞻远瞩地做出了“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刚刚开始”的判断。

  从次级抵押贷款，到资产支持证券（ABS），到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这一串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被认为是导致这轮危机爆发的一大祸首。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在2007年末，全球CDS的市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62.2万亿美元。

  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涉足金融业的葛若杰称，在本世纪的头5年，金融业造出了很多脱离了现实的纯“理论性”产品，而这些产品存在的合理性很多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2007年开始，随着市场波动加剧，这些缺乏实际资产标的支持的表外资产开始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链，并导致了全面的流动性紧缩，最终在2008年的9月，危机以雷曼兄弟的破产而达到高潮。

  “这场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不能为了搞金融而搞金融。”葛若杰这样回答上证报记者的提问。他表示，金融必须服务于贸易，服务于产业，服务于实际的商品，服务于实体经济。

  事实上，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也反思了金融业“虚胖”的问题。奥巴马2009年5月曾指出，新的监管会限制金融业“涉足大规模风险”，该行业未来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

  中国须加快金融创新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业的健康，在很多方面，金融业开始受到抑制。

  在美国，奥巴马在2010年签署了以“沃尔克法则”为核心的大规模金融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金融业大举“瘦身”，限制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对冲基金、PE等非主营业务，而且，该法案还在事实上让美国银行业回到了1999年之前的分业经营时代。

  在中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一度让很多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可能“开倒车”有所担忧。

  不过，从最近特别是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发展看，对中国金融业将止步不前、故步自封的担心似乎是多虑了。正如葛若杰所言，在有些方面，中国甚至已经走在了伦敦等老牌金融中心的前面。而即将启动的上海自贸区试点，更是被视为中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的一大里程碑式举措。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一直坚持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停止金融开放和创新的理由，恰恰相反，中国要想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必须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当然，这轮金融危机也充分说明了加强监管和审慎推动改革的重要性。最近一轮美国QE退出担忧带给新兴市场的冲击，再次凸显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潜在风险。对此，瑞银的经济学家发布报告称，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尽管可能受到QE退出的直接冲击不会太大，但金融领域“潜在的政策失误风险”仍不容忽视。该行指出，在当前国内外金融体系仍不稳定的条件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和冲击容易被放大。

  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近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也称，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不平衡状况，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将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作为一大重点。

  在葛若杰看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仍在“循序渐进”的正轨之上。“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监管也能及时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