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退国进”的救赎模式一再上演时，越来越多的疑问在积蓄。为何总是国资，充当收拾民企残局的主流力量？为何不让市场之手来决定失败者的命运？而且，这种救赎也愈来愈为人诟病。凡事不破不立，制定一套市场化、可操作的民企救助制度已迫在眉睫。

  ⊙记者 赵一蕙 ○编辑 吴正懿

  日前，因实际控制人刘汉“失踪”处于无主状态的金路集团，迎来新任实际控制人德阳国资，令公司原本黯淡的前景出现一缕曙光。

  然而，当“民退国进”的救赎模式一再上演时，更多的疑问也在积蓄。为何总是国资，充当收拾民企残局的主流力量？为何不让市场之手来决定失败者的命运？政府的干预是否会打破行业的周期性规律？

  约十年之前，德隆帝国崩坍及善后处置时，人们就已见识到了政府力量介入之深。当时的德隆系内忧外患，问题之复杂，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处置资产，全面介入。但整个过程中，德隆系的资产处置引发诸多争议，比如德隆旗下最优质的罗布泊钾盐被火速倒手给冠农股份，政府话语权之大可见一斑。

  笔者无意探讨某一项交易本身的臧否。客观而言，在现有环境下，充当中流砥柱的国资表现出的“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需的，但若缺乏控制与监督，反而会产生诸多副作用。

  十年过去了，“国进民退”的救赎案例依旧在持续上演。似乎，我们早已习惯于在民企的危急时刻，以国资为代表的政府力量火速出动充当“救火队员”。尽管国资介入的手段、形式各有差异，其内核并无不同。

  国资介入较浅的如金路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汉被警方控制后，公司运营遭遇种种不利。目前，当地国资的介入只是受托行使大股东股权，尚不涉及股权处置，类似于“临时过渡”的性质。

  但如果是面对绩差公司的破产重整、资产拍卖、重组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国资介入会深入的多，往往成为全盘策划者和“兜底”者。这一点，在*ST丹化、*ST广夏、*ST大地等许多公司的破产重整或重组案例中表露无遗。

  无论国资采取哪种拯救方式，疑问并未消除。如上述ST公司，原是上市规则中白纸黑字圈定的“退市对象”。但当地政府或碍于面子，或为保一方稳定，往往会费尽心机帮扶公司，积极牵线寻觅重组方。很长一段时间，上市公司退市规则形同虚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过于“体恤”的心态。

  优胜劣汰本是市场规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当逆周期的产业濒临破产时，银行、政府相继介入，企业估值无法调整到位，市场化的并购重组难以推行，产业结构调整、产能淘汰到亦打了折扣。从这个角度看，国资的过多“拯救”，反而是对“落后者”的纵容，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并不公平。

  “诚然，由于某些问题公司在当地影响较大，国资入主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确是目前国情下的最好选择。但这个问题的处理有一个边界问题，要把握好这个度。”一位专家表示。

  这个“边界”，一来，是这种介入是否真的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过剩产能淘汰；二来，是国资出面之后，是否能做到在危机处理过程中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

  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当政府力量的介入无可避免时，应当尽可能遵循市场规律。在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寻求战略投资者、寻找潜在重组方、破产资产处置等等过程中，应当设置更为市场化的机制、手段，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令人欣慰的变化是，面对危机企业，国资亦开始采取审慎态度。例如，今年年初，当光伏行业哀鸿一片之际，*ST超日原定的接盘方青海省国资旗下的木里煤业，因为调查初步调研后的风险控制原因，选择暂停“接收”上市公司。

  当然，更多的期待并不在于个案，而是如何将“国资对民企的救助”制度化。“现在很多产业基金四起，但对这种危机或破产民企的专项救助基金非常少。未来，随着落后产能逐步淘汰、产业结构的调整，面临危机的中小民企将会更多。如果能先行在政府层面搭建一个平台，并将一系列的处理方式制度化，将更有利于对企业的救助，也能更好地控制国资面临的风险，同时，也相当于给国资划定了权力边界。”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秘书长罗新宇如是说。

  凡事不破不立。当国资救赎民企的案例不断上演，并愈来愈为人诟病时，制定一套市场化、可操作的民企救助制度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