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恩泽

  上海自贸区实行国际通行的外贸投资管理方式，即负面清单管理。此份负面清单，列出来的不仅仅是不得准入的投资领域目录，也是监管的标准，是对监管部门智慧的考量。

  负面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在此之前，根据我国现行的外资企业法等法规，外商投资必须遵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运作。在此份目录中，明确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这好比划定一块运动场地，只能在场地内奔跑跳跃，过界即犯规。

  而在负面清单上，国家明确开列不予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清单以外则充分开放。这也好比是先划定一块运动禁区，其他地方任由选择。这种“法无禁止即合法”的管理思路，是给外商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给外商腾挪投资的想象空间，无疑会激发资本的主体活力，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负面清单管理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与高度自由的投资市场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异常流动的风险，监管层需要全力提高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投资等经济活动是其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格外扑朔迷离，千变万化，监管者再聪明，也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所有禁区，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危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投资行为，负面清单也会有漏列项目，监管也没有固定的方程式。

  再说，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会催生新行业，一旦经济领域发生某种重大技术变革，新行业就会乘风而起，而这些都是负面清单上所没有的，而负面清单的修订又受周期性限制，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无孔不入的特性，必定要处心积虑地突破禁区，削尖脑袋往里钻，况且我国负面清单80%为限制性项目，这更会让资本有机可乘，打擦边球，采取各种变通的方法规避监管。

  另外，负面清单管理，不是简单的开放标签，不是简单做减法，绝非行政机制减政那么简单，而是要探索在小政府架构中胜任复杂行政管理的新途径。我们必须看到，负面清单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如何规范制度，如何提高监管效率，如履薄冰，不能有一丝差错。负面清单管理是运用排除法，排除之外的所有责任都要由监管者来承担，如果反悔，就是一个国家信誉的严重损伤，那样的话，我国进入全球化的平台就会遇到诚信壁垒，就有被边缘化之虞，将被排斥于新一轮国际贸易协议之外。因此，如何使负面清单发挥正面效应，提高外商投资热情，扩大开放影响，提高自贸区的美誉度，对监管有极严苛的要求。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改革投资管理制度，是着眼长远、顺应大势的战略举措。当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论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抑或TPP（跨太平洋自贸协定），一系列双边、多边贸易谈判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全球投资贸易活动的新规则正在形成。而随着WTO红利逐渐消失，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已是当务之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面临着“再入世”的当口，要想参与新一轮投资贸易协议的谈判，就必须调整现有的投资管理制度，与国际通行管理方式对接。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负之间，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截然不同的投资管理理念。负面清单给政府和市场划出边界，负面清单内，政府的归政府，负面清单外，市场的归市场。负面清单外，应当以政府服务为主，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帮助，而不是以管理为主，政府要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否则，即便是核准制变成备案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关部门心血来潮，“想查就查”，“想查谁就查谁”，“想什么时候查就什么时候查”，这种改革就会变味，甚至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负面清单将监管关口后移，让出一片“开阔地”，预示着实际运作上要加强过程性监管，从重“把门”到重管理，注重过程性监管效率。同时还要消除隐性壁垒，在项目核准、行政管理、公共财政、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需要及时实施，同步跟进，否则负面清单无异于官样文章，落入非公36条那样口惠而实不至的窘迫境地。

  负面清单管理，逼迫监管发挥新智慧，登上一个新高度，由此真正释放出促进改革开放的正能量。（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财经媒体专栏作家）